一九三四年秋，友人葉常青約我合辦《時事彙報》——周刊，以各日報消息分類重編；我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拚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之始。三個月後，該刊即以經濟虧折而停辦。我為股東之一，賠了一千元，賣田十畝以償。
一九三五年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與許寶駒同事。在職四個月，譯了一部《各國古物保管法規彙編》。該會旋縮小機構，並入內政部，我即離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約我以“中央古物保管會專門委員”名義，去洛陽考察龍門石刻，隨帶攝影師一人，研究如何保管問題。兩個月後，內政部要我做會計手續報賬，我一怒而辭職回家，適在雙十二事變之後。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盧溝橋事變後一日，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以時局緊張，加速講完，於八月四日回滬，得悉南京政府決定抗日，即於八月六日攜家乘船去香港，轉廣西避難。因友人葉常青外家馬氏為廣西蒙山人，擬往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擱淺，三個月後進退不得，仍於十一月間經由香港回滬，時適逢國民黨軍隊自大場撤退。
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國立藝專校長，時北京與杭州二校合並，遷在昆明，來電招往擔任教務主任。我從香港轉越南入滇。未就職，僅草一課程綱要（曾因此請教聞一多），以學生分子複雜，主張甄別試驗，淘汰一部分，與滕固意見不合，五月中離滇經原路回上海。
從此至一九四八年均住上海。抗戰期間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亦是鴕鳥辦法。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以肺病兩次去廬山療養三個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上海情形混亂，適友人宋奇擬在昆明辦一進出口行，以我為舊遊之地，囑往籌備。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謂辦進出口行，僅與當地中國銀行談過一次話，根本未進行。全家在旅館內住了七個月，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乘飛機去香港，十二月乘船至天津，轉道回滬，以迄於今。當時以傅聰與我常起衝突，故留在昆明住讀，托友人照管，直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方始回家。
經濟情況與健康情況
母親死後，田租收入一年隻夠六個月開支，其餘靠賣田過活。抗戰前一年，一次賣去一百餘畝；故次年抗戰發生，有川資到廣西避難。以後每年賣田，至一九四八年隻剩二百餘畝（原共四百餘畝）。一九四八年去昆明，是賣了田，頂了上海住屋做旅費的。昆明生活費亦賴此維持。我去昆明雖受友人之托，實際並未受他半文酬勞或津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上海後，仍靠這筆用剩的錢度日。同時三聯書店付了一部分積存稿費與我，自一九五一年起全部以稿費為生。
一九三四年秋，友人葉常青約我合辦《時事彙報》——周刊，以各日報消息分類重編；我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拚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之始。三個月後，該刊即以經濟虧折而停辦。我為股東之一，賠了一千元，賣田十畝以償。
一九三五年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與許寶駒同事。在職四個月，譯了一部《各國古物保管法規彙編》。該會旋縮小機構，並入內政部，我即離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約我以“中央古物保管會專門委員”名義，去洛陽考察龍門石刻，隨帶攝影師一人，研究如何保管問題。兩個月後，內政部要我做會計手續報賬，我一怒而辭職回家，適在雙十二事變之後。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盧溝橋事變後一日，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史大要。以時局緊張，加速講完，於八月四日回滬，得悉南京政府決定抗日，即於八月六日攜家乘船去香港，轉廣西避難。因友人葉常青外家馬氏為廣西蒙山人，擬往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擱淺，三個月後進退不得，仍於十一月間經由香港回滬，時適逢國民黨軍隊自大場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