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認為我在那家醫院出出進進就斷定我身體有病或者說我是醫生的話，那你就錯了。我很好，可我什麼也不是，我隻是一個小小的看守所工作人員。
不錯！我是對那家醫院很熟悉，熟悉的程度賽過我對看守所了解的鐵門鐵窗。從看守所到那家醫院是有一段距離的，準確地講，要經過一條常年泥濘不堪的土路然後再轉兩次車。我不知道，我一年要在這段距離上往返多少次，我厭惡了這種機械式的運動，就像看守所裏的犯人厭惡有限空間一樣。
第一次走在這段距離上，我似乎有點神氣昂揚。鄉下的嬸子來了，背上長著兩個鵝蛋似的血管瘤。對於這樣的親人，我是不能不幫的，我那壞了一隻眼的鬆貴叔好不容易才得到這門親事，而這門親事的唯一條件就是幫她把背上的血管瘤消掉。要知道，在我們那個偏僻的窮地方，這是多麼難得的婚姻。我走進高考時曾經體檢的那家醫院，捏著掛號單左來右去，才將嬸子帶到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大夫麵前。大夫那隻樹藤般的手在我嬸子背上按了按，摘下眼睛，收了聽診器，然後信手握住身旁的點水筆，在紙片上沙沙地寫。老大夫的字跡過於潦草，以至於我每一次伸出脖子都一無所獲。我覺得老大夫的舉止很像莎士比亞在寫作，那麼專心，那麼沉悶。我幾次問他“這要不要緊”，他都嗤之以鼻。最後，我的習慣性叉腰動作改變了他對我的漠視，他用驚訝的目光盯住我腰間的手槍。他說，不要緊，但是要住院，開一刀就行了。
拿掉了嬸子背上那兩個鵝蛋狀的血管瘤後，我也就聞名鄉裏。緊接著，春秀嬸的兒子八狗帶著他的婆娘笑眯眯地來找我，說要我幫忙帶她醫院去做個B超，看肚子裏懷的是崽還是女，言外之意，是崽則留，是女則流。我知道我的行為關係到社會男女比例的失衡問題，是知法犯法，可我又能怎樣呢？一個五個月的孕婦打老遠從鄉下跑過來，要的就是一種說法。這一次，我腰間的槍也沒管用，那個胖乎乎的中年女醫生根本就不在乎我那把槍，她一再嚷道：出去，都給我出去，這裏是孕婦胎位檢查，不是閱覽室。我也不敢妄斷八狗婆娘到底懷的是男是女。總之，不是男，就是女。問題就在於八狗婆娘五個月後生了個胖崽，還口口聲聲說是我幫的忙。我到底怎麼了？我幫了她什麼忙？我又不是醫生，我連B超的圖形都要當成是天氣預報，我怎麼知道她真的懷了個胖崽！不管我怎麼解釋，我已經成了窮鄉僻壤裏的一個能人。
能人似乎就有能人的苦衷。別人一聽到“看守所”三個字，都會有種畏懼感，可我的父老鄉親一聽到“看守所”三個字全身就來勁就把它當成他們最想去的最佳去所。凡是進了城的（當然沒有事他們是決不會進城的），都要想方設法找到看守所，然後點著我“王偉雄”的名字，不慌不忙地走進來。當然，來找我的都是奔著事情來的，而主要的事情又都是與病情有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看守所和醫院都是治病救人的場所。醫生治的是身病，我們看守所治的是心病。我真的很願意為所有的病人而奔波。
後來，我到省裏學習了幾個月。回來時，看守所的同事們交給我幾個蛇皮袋，裏麵有臘肉、年粑、紅薯以及木炭，而說是有一撥一撥的鄉下人來找我。
回到故鄉，便證實了一切。句句的耳朵穿孔了，找過我；三娃的崽治膀胱，找過我；清皮叔割瀾尾炎，找過我；秋桃嬸腦殼暈，找過我……他們盡管沒找到我，但是他們都打著我“公安局王所長”的名，去看各式各樣的醫生，而且又都統統地順順利利地把事情辦完了。其實，我不是什麼王所長，我隻是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看守員。
一天，我正在辦公室看報紙，傳達室的小周打過電話說，有人找我。我拉開傳達室門上的那扇小窗，對那個人說，你找誰？那人說，我找王所長。我說，這裏的所長姓馬，福爾馬林的馬。那人又說，是王偉雄。這就讓我奇怪了！那人說他是那家醫院的主刀醫生，姓劉，幾個月前，他手下的一個病人說起我的情況，並說我這人很好，很喜歡幫助人。接著，那位陌生的醫生就說明他的來意，他有個侄子前幾天進了看守所，割了別人的腳筋。
時值今日，我也記不清有多少穿白大褂的醫生直接或間接地找過我，正如我找他們一樣，都是為了治人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