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說著，流淚了。
我感知，這流淚的敘說，使這個冬季深刻地疼痛著。在此之前，大姐多次鼓勵我好好生活，她說：曾經幸福過，以後就在美好的回憶中繼續這份幸福。還說：現在每每回憶起女兒小時候的事情，都覺得十分美好。隻有心境走出了苦難，走在另一個世界的親人才會微笑望著我們……
然而此刻，拿什麼安慰一顆依然因思念而流淚的母親的心呢？
我對大姐說：夢並不虛幻，這夢是閻荷給母親的兆示呢。任何生命都有善惡輪回的，你們善良的女兒已經走在了天堂，那裏有一片淨土，那裏有她靈魂的故鄉……
我知道我沒有能力揭示一個如此美麗真實的夢境，但我企望我和大姐都能相信這夢裏隱秘的意義。
在《三十八朵荷花》一書裏，我們讀到了一個父親對於女兒的悵思，也讀到了一個兒子對於故土的親情：故鄉的石門墩、被淚水淹死的母親，還有七爺的豆腐坊……我們看到了一個印象裏剛毅而血性的批評家綿長的柔情，無論他怎樣漂泊，陝西鹹陽九峻山腳下，永遠有他生命的根。“隻有住著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兄弟姐妹的閻家什子”，才是他“靈魂深處永久的家”，在他生命遊走四方的旅途上，我們能夠真切地聽見他一直在心底默默呼喊著的一個聲音：“我想家了！”
一切柔情與剛毅、善良與血性都是相通的，在美德這條路的盡頭，它們殊途而同歸。我這裏想說的是，在《三十八朵荷花》這樣一部書裏，我更多讀到的是閻綱先生人性中的剛毅，風骨中的血性。
1956年，閻綱蘭州大學畢業即來到了北京，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我們發現，中國文壇一直行走著一個清瘦而強健的身影。我這裏說的“清瘦”是外在的生命形態，而“強健”是他靈魂生活的狀態。這是一個為中國文學辛苦了一輩子的人，編輯、評論、寫作，五十年消得人漸瘦，五十年纖筆一支太沉重。
在我文學成長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閻綱先生的評論不斷驚醒著我的靈魂，《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讀〈犯人李銅鍾的故事〉》、《〈靈與肉〉和張賢亮》、《論陳奐生——什麼是陳奐生性格》以及《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神學？文學？人學？》等等，都曾使我和無數從那個傷痕累累的年代走過來的人，由驚醒到反思，最終以心靈的強勢記住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文學。
在閻綱排炮般的評論文字裏，我們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坐標：他在徹底否定罪惡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足夠的勇氣顛覆“文藝黑線論”，回歸“神學”“鬼學”到“人學”；他不屈不撓地鼓吹創作自由並伸張著人道精神；他以真誠的評論和評論的真誠，傾心梳理著一條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的中國新文學發展曆程；他強調恢複直麵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學，他倡導講真話，視真誠為文學的生命……
他批評的膽識、激情，乃至文體的犀利、簡古，曾被那個時代稱為“批評詩”。
我說過，以我文學單薄的閱曆和資質是不可能概括閻綱先生批評的全部的，但我仍可以從《三十八朵荷花》一書中大量的文壇隨筆和雜文裏，看到他對文藝界當年發生的種種怪事做出的憶寫與反思、憂憤與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