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打好“政治牌”，生意自然來 2．官商合一，暢通無阻
政商兩屆猶如水與魚的關係：有了水的滋養，魚才能夠自由遊弋；水因為有了魚的映襯，才多了一分清澈與活力。
“官商合一”是中國人首選的經商模式。政界與商界自古以來就是相輔相成，互相依賴。台灣拆船大王王玉雲就走了這樣一條路線。
王玉雲，祖籍福建晉江，最初由圖書管理員到一名刑警隊員。他有著強烈的正義感，他無法忍受自己與貪官同流合汙，退出警界，從事商業。憑借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能力，他很快便找到了快速致富的商機——拆船業，這是一條低成本淘金之路。
隨著事業發展為大型企業集團之後，王玉雲自然聲名遠播，以致海外一些船主的舊船要報廢時都會想到王玉雲，將船拖到他的拆船碼頭。由於王玉雲和他的拆船公司的帶動，高雄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拆船中心，台灣也因此被稱為“拆船王國”。
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除了應歸功於王玉雲對商業敏銳的洞察外，政治護航則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和一般的閩裔商人不一樣，王玉雲始終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一方麵他覺得當官比做商人更能光宗耀祖，另一方麵他又總想著實現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在台灣政壇樹立新風。他覺得親身進入政治生活，不但不會影響自己的企業王國，反而會把企業引領上一個有力的特權跑道。所以，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華榮銅鐵工業公司成立，企業初具規模時，他便又開始向政界靠攏。
1957年，王玉雲參加了高雄“市議員”選舉。由於他為人急公好義、正義感強、待人和善，對社會上層人士善於運用交際手腕，對下層人民則富有同情心，所以他首次競爭便高票當選，成為高雄市議員。盡管是個商人，但王玉雲對大是大非一點都不含糊，被人稱為“實在議員”，群眾基礎特別好。1964年，王玉雲以絕對高票當選高雄市“市議長”。1967年又被任命為高雄市國民黨“黨部副主任委員”。1972年，靠著自己良好的群眾基礎和國民黨的支持，他以21萬張選票的優勢勝過對手，如願以償地當上高雄市長。
在高雄市長任期內，王玉雲做得最多的就是拆遷舊房，重新規劃市區。這是好事，但麻煩也不少。有人並不願意離開舊居，市政府隻得動用行政力量強製拆遷，由此引起了一些市民的不滿。有人開始議論，王市長是拆船起家的，他以為高雄就是一條船，除了拆什麼也不會。百姓中因而有人稱王玉雲為“拆遷市長”。但時間一長，王玉雲的政績便顯示了出來，高雄市區呈現出嶄新的麵貌。七年內，王玉雲一下令拆遷了2500多棟陳舊房屋，興建了西子灣風景區、動物園和第六號公園，興建了比台北國父紀念館還大的中正文化中心，興建了勞工中心與勞工公園，開辟了台灣第一條地下街。這一切都使高雄的麵貌遠遠超過了台北，而“拆遷市長”也逐漸成為高雄人的驕傲。
在王玉雲登上政壇的20世紀60至80年代，也恰是王氏企業全速發展和多元擴張的時期。從政期間，王玉雲在政界積累了廣泛的人脈資源，舉凡商業、金融等行業的高層人物無一不識，這為他進軍多元化格局尤其是進軍金融業和高級娛樂場所提供了便利。盡管堅持正義和正直的性格使王玉雲不致會給予自己的企業明顯的優惠待遇，但優先待遇卻一定會有，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脈資源，王氏企業能輕易地優先進入多個領域自不待言，而且在關鍵時刻總可以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使王氏企業獲得優先權。
20世紀80年代，王玉雲的經營重點逐漸轉移到金融業方麵，包括中興銀行、中興人壽保險公司、遠富證券信托公司等相繼成立運轉，形成了中興集團。1994年，他聯合誠洲集團、長穀建設、高林實業及日、德、美等國銀行，在高雄成立了資本額180億台幣，橫跨銀行、證券、期貨和保險的中興金融集團。他的個人資產淨額此時便已達到130億台幣，名列台灣富豪榜第23位。
在台灣，雖然王玉雲財富並不是最多，但他的名氣比王永慶還大；雖然權力不是最大，但他的形象比連戰還好。群眾在對王玉雲產生好感之餘，也對他的企業產生了好感，而這則意味著一種市場優先選擇。不必打廣告，王氏企業也能吸引來大批島內的甚至漂洋過海而來的客戶。很多國外高新技術企業之所以優先找王玉雲合作，不僅僅是看中他的名氣、他的經營才華，多半也是看中他打通了的上層渠道，明白合作一旦搞定，在實施項目時就可以很快落到實處。在一段時期內，王玉雲在政商兩界取得雙豐收絕非偶然：一方麵，政治上的成功使他的企業發展提速；另一方麵，實力的增強也使他在政界很快得到人望。政治和商業是王玉雲一生事業中最重要的兩部分，而這兩部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
王玉雲由政入商、再由商入政，橫跨政商兩界，以政促商，以商促政，相輔相成，結果營造出一個龐大的企業王國，在台島政壇上也風光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