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打好“政治牌”，生意自然來 6．取得官方許可，實行壟斷經營
作為一個地域性商幫，徽商與其他商幫勢必產生激烈的競爭。為了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設法擴大影響提高聲望，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除了自身的信譽以外，加強與封建政治勢力的關係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徽人汪道昆曾說，徽商“遊大人而為名高”，一來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二來可以通過“大人”為自己延譽。交結官員有利於擴大影響，提高聲望，提高競爭力。
商人一般都是逐“十一之利”，但壟斷商業的壟斷利潤就非“十一之利”可比，而是能獲取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高額利潤，因此攫取壟斷商業的經營特權就成了眾多商人追逐的最高目標。在封建社會能夠稱得上壟斷商品的，除了一些違禁品以外，就是鹽和外貿商品了，而其中鹽又是千家萬戶不可或缺的商品。封建社會中絕大多數時期鹽業都是官營，高額壟斷利潤由官府獨占，鹽稅也成了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明清實行官督商銷榷鹽製度，商人隻要向政府交納足數銀兩，就可獲得“鹽引”，到指定產鹽區向灶戶買鹽，再運到指定地點去銷售。這樣，鹽商實際上就獲得了壟斷經營權。在全國各大鹽場中，兩淮鹽場無論是產量之多還是行鹽地區之廣都居首位，鹽業的壟斷利潤極為豐厚。據記載，清代前期，淮鹽在產地的價格是每斤約製錢二三文，運銷江西等地，竟高達六七十文，價格抬高了二三倍，扣除運費和課稅，其利潤也令人瞠目。兩淮之所以令徽商趨之若鶩，其原因就在這裏。徽州鹽商資本所以高達幾百萬、上千萬，其奧妙也在這裏。這種壟斷經營權當然受惠於政府。飲水思源，鹽商對政府、對皇帝特別感恩戴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政府視鹽商為搖錢樹，鹽商也視政府為保護神。一旦他們的經營特權受到侵犯時，封建政府甚至皂帝就會出麵加以維護。例如，清代榷鹽製度規定，各鹽場所產之鹽都有指定的行銷地區，不得越界銷售。如淮鹽行銷區包括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5省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但由於兩淮鹽場距江西較遠，加上鹽商的抬價，故淮鹽運到江西後，價格猛漲二三十倍，這自然令廣大消費者不堪忍受。而江西與福建毗鄰，故閩鹽運至江西，售價較低，銷路自然大暢。盡管江西不是閩鹽行銷地，但閩鹽常常闌入江西，從而極大地影響了淮鹽的銷售，使淮商壟斷利益受到侵犯。據記載：“乾隆末年，福建鹽闌入江西，其勢蜂擁不可止。淮商頗周，而事體重大，莫能攖者。”歙商鮑肯同時任兩淮總商，“身任其事，支拄兩載，其患始平”。這裏雖沒有講出平患的具體細節，但從“其事體重大，莫能攖者”來看，此事非常棘手。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朝廷與地方政府的出麵幹涉，閩鹽“蜂擁不可止”的勢頭是很難遏止的。在關鍵時刻，政府維護了鹽商的壟斷特權。
大鹽商江春是歙縣江村人，擔任兩淮總商，督征鹽課，查禁私鹽。乾隆每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場伺候，跑前跑後，花錢如流水。江春擔任兩淮總商前後達40多年，他多次率領眾商捐資助賑、助餉、很得乾隆賞識。
有一個形容江春神通廣大靈活應變的傳說。一次遊覽揚州的晚宴上，乾隆隨便問：“瘦西湖有沒有白塔?”在場眾人無言以對，隻有江春馬上說有。乾隆隨即降旨第二天要去瘦西湖觀塔。其實湖邊並沒有塔，見皇帝真要前往觀塔，江春心急如焚，情急之間，他靈機一動，連夜派人搬運食鹽，用鹽堆起一座假塔。
第二天，瘦西湖上大霧彌漫，乾隆在畫舫上透過朦朧的霧氣，隱約間看見了巍然矗立的白塔，非常高興。乾隆離開揚州後，江春怕事情敗露，就在鹽塔的基礎上趕建了一座白塔。事實上，朝廷也待他不薄，不僅屢賜宴賞，還加授布政之銜，有一次還特撥銀30萬兩供他周轉。江春與官府關係之深，可見一斑。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是由徽州鹽商接待的。為伺候得皇帝舒服，他們花錢極為慷慨，博得龍顏大悅，出盡風頭。正因為花錢結交官府，徽商不遺餘力，才會有徽商控製兩淮鹽業、壟斷茶葉經營的局麵出現。
徽商依靠取得官方許可壟斷鹽業經營發跡，但就在這些商人最風光的時候，心裏也十分清楚，皇權至上，私權隨時都有不虞之災。大鹽商江春說：“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隻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地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
他也的確一語成讖：從明中葉至清中葉，徽商熱鬧了將近300年後，在道光年間一夕煙消雲散。先是清政府改革鹽法，剝奪了鹽商的壟斷特權，隨後又嚴追他們曆年欠稅，眾多徽州鹽商被抄家抵債，迅速“失勢”，從此便一蹶不振。
由此可見，官方許可之於商人經商的決定性作用之大。徽商在“取”“舍”之間用心良苦，這種化被動為主動的“捐輸”堪稱徽商精於“投資”的妙筆之作。徽商深知隻有取得官方許可，方能實行壟斷經營，進而才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商場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