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難得糊塗與民族魂
“難得糊塗”作為一種處事之法，同時作為一種情操、一種境界、一種氣節、一種用心專一的追求，是構成中華民族之魂的重要因素；從某種角度上，甚至可以說是民族之魂的核心組成部分。說處事之法，我們自古就有為了大義，抓住關鍵機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膽識；說情操，我們民族不乏“蘇武流胡節不辱”這樣的忠貞、剛烈之士；說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語句，是對民族之魂中胸襟遼闊者的經典總結；說氣節，無論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王，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臣，抑或是“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士，都有著視死如歸的共性，又各具不同身份的風采；說用心專一之追求，我們可以簡要地從活字印刷術、火藥、造紙術、指南針這古代四大發明談起，一直到今天的原子彈爆炸、宇宙飛船上天，種種發明創造、思想學問、經典著述，如星辰一樣繁多，哪一樣不是靠不計得失、嘔心瀝血的投入，才可以獲取成功的呀！
在中國，人們公認的，生命中凝結著民族之魂的代表性人物，大部分都帶有悲劇的色彩，像屈原、蘇武、嶽飛、文天祥、於謙、丁汝昌……是的，民族之魂並不僅僅限於悲劇，隻是在通常意義上悲劇更為壯烈，更能震撼人心，更容易與民族之魂聯係在一起；所以在談論民族之魂時，不可避免地演繹著過多的悲劇色彩。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鬥爭，並不以彼此從行為到精神上是否存在民族之魂的共性特征而停止，也不會因為共性特征的存在而憐憫；相反，為追求信仰而一往無前的共性特征，反而有可能會使彼此的矛盾加深，導致迫害的發生。那麼，身處於各種式樣下殘酷利益爭奪的生態環境裏，一個矢誌有所作為的人，怎樣才能把自己的主張體現出來？怎樣才能不為人為的爭鬥所左右？怎樣才能避免沒有主觀見解的人雲亦雲？怎樣才能為自己保留一塊淨土，不至於助紂為虐？這就需要擁有高度思想境界的“難得糊塗”；需要擁有在“難得糊塗”後的明確追求；需要能夠我行我素地對待風雲變幻的自持能力，從而形成民族之魂中剛烈與韌性的組合。以熾熱的感情世界，求取在無情條件下的成功。
● ###形勢無情人有情
不論智商的高低、不論年齡的大小、不論處境的優劣、不論時代的差異，也不論出身的高貴或低賤，隻要你在民族約定俗成的道德麵前問心無愧，那麼，就有資格把其言行作為“民族之魂”的體現，值得天下人為之學習和效仿；不一定非去做慘烈的流血犧牲者。例如《聊齋誌異》的作者蒲鬆齡，雖然出身於沒落官宦家庭，其父經商，但家境貧寒。蒲鬆齡天資聰明，在19歲時應童子試，後來考了縣、府、道3個第一。以後考舉人，卻屢考屢砸。他除了在中年時曾一度當過幕賓外，其餘時間大部分在社會底層度過，與鄉親為友，言農家瑣事，談道聽途說，論耕種經驗，在20年的時間裏，不但創作了不朽的短篇小說集《聊齋誌異》，還著有《聊齋文集》、《詩集》，寫作“俚曲”14篇、戲劇3出，並編寫了《日用俗字》、《農桑經》等通俗讀物。相傳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也是他的手筆。但他又不可能完全脫離那個時代，還要“不到黃河不死心”地去爭取拿到讓社會認可的功名。結果，其長孫立德都拿到了舉人的“文憑”，而他還在青燈黃卷複習備考，寫下了“天命雖難違，人事貴自立。無似乃祖空白頭，一經終老良足羞”的詩句。這一年，已經72歲的蒲鬆齡，又頂風冒雪赴考場，才算如願以償。麵對賀者，他又賦詩：“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也休。”3年之後，他便撒手人寰。蒲鬆齡對科舉有切膚之痛，著書立說予以抨擊，但在現實生活中做人，卻是另一回事，他既對科舉這一條出路“難得糊塗”，另辟蹊徑寫下了不朽之作；同時又不得不“難得糊塗”地隨波逐流，以取得社會公認的“出身”。如果他沒有前一個“難得糊塗”，隻一味地追求功名，就不可能有在中華文學史上的貢獻；如果他沒有後一個“難得糊塗”，堅持進行科舉的嚐試，也就失去了他骨子裏“生當作人傑”的“韌性”。這種由雙向“糊塗”而換取的成功，將給後人留下深刻的啟迪；這種鍥而不舍（一往無前）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之魂中值得每個人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寶貴財富。
有人把“蒲鬆齡以《聊齋》問世，‘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曹雪芹披閱十載，寫‘千紅一哭’，歎‘萬豔同悲’，結果‘淚盡而逝’；吳敬梓著《儒林外史》，也是‘哭’出來的，隻不過，他是有淚往心裏流，盡作無聲之泣”的寫作背景歸納為悲劇的時代，進而得出結論說：“悲劇的時代必然鍛煉出悲劇的天才。”縱觀曆史，我們應當為這個結論喝彩；但似乎應該說明：以上作者生命中的悲劇，不應當說成產生於悲劇的時代，或許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也有著諸多的不如意，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有著衣食無憂的生存保障，還有握筆寫作的自由，他們身上還附有功名的桂冠。他們身上的悲劇色彩，應當更多地歸納為命運、歸納為性格、歸納為願望與環境的不適。時代，隻是政治的一種表象，在蒲鬆齡、曹雪芹、吳敬梓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200多年後，即20世紀中葉，也有一個具備民族之魂的人，其命運悲劇比起前者來，更加不可思議。這個人的名字叫王洛賓。王洛賓是位青史留名的歌曲作家，他的代表作《在那遙遠的地方》、《半個月亮爬上來》，成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獲獎曲目，連同他的《掀起你的蓋頭來》、《達阪城的姑娘》、《花兒與少年》等，都是人們百唱不厭、隨時隨地用來抒發情感的精神食糧。他數百篇作品的成績取得，則完全是他在政治的“夾縫兒”裏，“難得糊塗”地對待客觀環境，不僅僅求取生存，而且著力於用民族之魂來武裝自己，為自己熱愛的歌曲創作，百折不撓的結果。對王洛賓的生命，一些文人賦予了“傳奇”與“浪漫”的色彩。那些“傳奇”與“浪漫”是否屬實，隻是個無法考證的謎；而真實的王洛賓，卻為別人有目的地開解這個“謎”，幾乎賠進了自己一生。他在北京師範大學音樂係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他參加了丁玲組織的西北戰地服務團。途經六盤山時，遇到了一個叫“五朵梅”的“花兒”歌手，王洛賓請她唱“花兒”，她就唱了首《情人走西口未歸》：“走哩走哩越遠了，眼淚花兒飄滿了，眼淚花兒把心淹下了，心裏的惆悵重了。”王洛賓聽呆了，驚歎這奇異迷人的西部民歌。從此，他像一個酒徒，迷醉於民歌的濃醴之中了。後來，戰地服務團被國民黨解散，王洛賓的妻子也另有新歡。他到了青海牧區，在藍天、白雲、綠草間，有一個名叫卓瑪的俊俏狂野的藏族姑娘，走進了他的生活，日夜縈繞在他的腦海裏。於是，他的創作靈感迸發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們走過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他寫下了這首詩，隨後，懷著未能展開的情團，上路了。他坐在兩個駝峰之間，望著迷失在天際的帳房時，旋律如潺潺流水般湧現了出來，為詩插上了飛翔的翅膀。這首歌後來收入在一部反映哈薩克民族風情的歌劇《沙漠之歌》裏，因歌劇的演出成功而轟動。就在這首歌傳唱海內外時，王洛賓卻厄運橫生，先後度過了近20年的監獄生活。先是在1941年，因為他曾是西北戰地服務團成員，被國民黨劃為“左派”，坐了三年半的牢，一個當地國民黨要員看他不問政治，隻癡民歌，就放他出來，還給了個上校軍銜，讓他專門從事民歌的整理和創作；全國解放後因為他國民黨上校的身份，險些遭受到鎮壓，但幾年後還是被劃成了“右派”，接著又是15年的監禁生活。難能可貴的是，如此坎坷的遭遇，並沒有毀滅他對民歌的熱愛，並沒有扼殺他創作的激情，他“難得糊塗”地對待不公平的命運，背負著神聖的民族之魂，仍舊向著自己熱愛的事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當然，王洛賓能得以活著看到自己創作的收獲，總體來說，還是幸運的，使他的人生擁有了一個“圓滿”結局；更為幸運的是他得到了台灣藝人淩峰的賞識和著名女作家三毛的愛，從而讓他的名字複活了。正是他對嚴酷形勢下的命運，能夠“難得糊塗”地進行對待，並把不屈的民族之魂藏入心田，隨同血液的流動通貫全身，才使這一切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