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浙江人在全國 第一節 “北伐”、“西征”
一、浙江商人在北京
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經常衝擊耳膜的不是京腔京韻，而是全國各地的方言土語。如果不小心走到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些地方，會懷疑自己身處何方，是浙江還是河南？是新疆還是福建？甚至會有身居國外的感覺。這就是北京的“村落現象”。
北京最早的“村落”要算浙江村。提到“浙江村”，人們自然會記起“三把刀”的故事，因為早期進京創業的溫州人通常帶有“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後來這“三刀”的故事幾乎成了進京創業的代名詞。
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往南行，僅僅五公裏左右，過了南三環線，眼前就呈現出一派擁擠忙亂的景象。大小汽車、三輪車，甚至還有老北京特有的毛驢車，在喧囂中穿梭著。背著大包小包的人們匆匆而過，偶爾一個衣履不整的外鄉人，從口袋裏掏出手機，用聽不懂的方言大聲地嚷著什麼。
這裏就是“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編製，它是指進京經商的浙江人（大部分是溫州樂清人）自發形成的聚居區，它的範圍主要在南苑鄉大紅門一帶，南北從木樨園到大紅門，東西從馬家堡到成壽寺，遍及２４個自然村。這裏本地人口隻有１．４萬，外來人口卻有１０萬之眾。
走進浙江村，放眼望去，到處是一處處臨時搭起的磚棚，它們沿著北京的胡同，頑強而無序地向四處蔓伸，一塊塊橫七豎八的牌匾上寫著“成衣店”、“美容屋”、“粉幹店”，讓人眼花繚亂。
整個“浙江村”雖然缺乏京城雍容、優雅的氣度，但卻充滿了發展的欲望和活力。
據樂清市駐北京聯絡處機關支部書記金岩濤介紹，在這些村落裏來自浙江的流動人口其實不止１０萬人，他們已經逐漸將村中原住的居民徹底“置換”了——有許多房東在村外擁有住房而不在村中居住。
金岩濤告訴記者：“１９８５年時，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賊一樣，擺地攤時東躲西藏。但從１９８８年以來，‘浙江村’開始形成拳頭產品：皮茄克。在以後的兩年裏，大批東歐和俄羅斯客商直接入村采購，當時每戶幾乎都有過三四天連續不睡覺趕活的經曆。１９９２年，‘浙江村’出現了第一個稍具規模的中間批發點。”
“我擺了半年地攤後，隨後在王府井租了一個櫃台。當時生意很好，自己做的衣服不夠賣，到別人家去收又怕不能保證，於是就找來了家裏的親戚。這樣分工體係和‘經營網絡’就自然形成了，大量本來根本不經營服裝生意的人也紛紛來到‘浙江村’。不過，大家雇的都是‘自己人’，也就是親戚或者朋友。”１９９０年３月來北京的“村民”王凡回憶說。
目前在浙江村注冊的各類企業有３６０００多家，平均日吞吐貨物量達１６００噸，年交易額３００億元人民幣，占據了北京服裝業交易額的５４．５％。
樂清市駐京聯絡處京溫黨支部書記葉長青告訴記者，“浙江村”相當一部分的產品銷往由樂清人經營的東北服裝市場。現在它已經成為我國華北、東北中低檔服裝的加工和銷售中心。有的人從北京或直接從老家流向東北、華北和西北的其他城市從事服裝產業，有的根據季節、各地市場行情的不同，在北京與其他城市間流轉經營。另外，“浙江村製造”很會趕潮流，一般先是從香港、廣東那邊來，然後到上海北京，銷路非常好。
至於“浙江村”為什麼選擇木樨園、大紅門一帶，精明的浙江人自有一套高論。
樂清市駐京聯絡處主任章紀光點出了其中的奧秘：“浙江人有著外出經商的傳統。北京對質優價良的服裝、皮貨的需求非常大，同時對美容、美發、家電維修等服務的需求也很大，這是‘浙江村’興起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０年代，北京城南房租相當便宜，又有趙公口長途汽車站、北京南站的便利交通。於是政策環境一旦出現，他們很快就在木樨園附近發展起來。”
“剛來北京創業時，確實很辛苦。我剛來北京時，在西單附近租了一間麵積隻有３０平方米的房子，白天擺滿縫紉機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這是許多樂清人的發家經曆。”樂清人林昌永告訴記者。“現在好多了，我已在珠江駿景買了房子。”據介紹，北京珠江駿景小區的８０％的房子被樂清人買走了，共有６３０戶。
談起“浙江村”的成功，王凡的話很有說服力：“對我們來說，個人的資源相當有限，我們更多的是通過族親、朋友和鄉鄰來互相幫助，為自己的流動、存在、就業、融資、情感溝通等活動提供一個網。例如溫州曾有‘台會’這樣的民間融資方式，據我所知，在北京經商的許多溫州人或多或少，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過一定的資金。”
二、浙江商人在西部
趙彩飛的故事
過去，許多人喜歡用“神秘”二字來形容西藏，在他們眼中西藏除了神秘的宗教和壯麗的雪山外，就不會有太多的印象。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浪潮把一批內地“淘金”人推向雪域高原，他們大多來自四川、青海、甘肅、浙江等祖國大江南北，帶著美好的願望，他們踏上了這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商海之路”並非一帆風順。
就像曾經一位朋友所說的那樣：內地很多商人在西藏白手起家，但他們的酸甜苦辣很多人都不知道。聽了朋友的話，很想知道他們在西藏的“淘金”故事。
初冬的拉薩，寒風瑟瑟。好奇心理的驅使，筆者來到拉薩繁華街區朵森格路，這條路又被當地人叫做青年路，這裏的服裝店如雨後春筍，不愧“拉薩服裝一條街”的美名，“皮爾卡丹”、“真維絲”等名牌專賣店不時地進入眼簾。
一個很不起眼的時裝店內，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正在購買一件色彩豔麗的民族服裝。女店主告訴記者這些藏裝都是她親手做的。店鋪雖小，但“五髒俱全”，裏麵擺設著各種款式的衣服。這位女店主叫趙彩飛，是浙江溫州人，３９歲的她神采飛揚，一眼就能給人以敢闖敢幹的女強人印象。
拉薩的冬季雖冷了點，時裝店的生意卻紅紅火火。當談起在西藏１０多年的艱苦創業時，這位女強人的眼中閃著幾朵淚花。
１９８４年，年僅２１歲的趙彩飛，隻身來到遠在萬裏之外的西藏山南澤當鎮，當時身上帶的全部家當隻有一把破舊的剪刀和２００元錢。她問自己：現在該怎麼辦？一把剪刀和２００元能做什麼？她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的同時，不時想起母親的勸告，“千萬不要到西藏！”但是她知道既然出來了就做出點成績，否則回去沒臉見爹娘。
趙彩飛從小就學會了縫紉技術，雖然縫紉技術並不算一流，但在澤當做個裁縫師並不困難，然而２００元錢怎麼也不夠買一台縫紉機，她四處打聽是否有二手縫紉機出租，“功夫不負有心人”，她終於從一個老鄉那裏借到一台縫紉機，“那天晚上我整夜未眠，心裏總是想著心愛的寶貝——縫紉機，甭提心裏有多高興！”趙彩飛激動地說。
但她心裏也明白艱苦創業才剛剛開始，於是她每天省吃儉用，有時一天隻有一頓飯，住在陰冷潮濕的洗澡堂。為了趕活，她經常通宵達旦不睡覺，有一次，因為連續３天３夜沒睡好覺，在給別人送衣服時，疲勞過度從樓梯上摔了下來，將腿摔成骨折。她一個女孩子，病在他鄉又舉目無親，那時的她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她想到了遙遠的故鄉，想到了慈祥的母親。
後來，母親聽說女兒病在他鄉，就急忙把自己的大女兒派來了，姐姐的到來使趙彩飛振作起來。病好後，她和姐姐一起從澤當來到了江則，在江則一幹就是兩年。
“就是這兩年，我掙了兩萬多元，在當時這可是一筆巨款呀！”趙彩飛自豪地說。
有了錢，趙彩飛開始“編織”起自己的夢想，為了跟上潮流，適應顧客的品位和要求，她繼續學藝。她將自己掙來的錢拿出一部分幫助家裏蓋起了樓房，剩下的錢用在了去福建學習時裝剪裁培訓上了，通過學習，她學會了做旗袍、西裝及各式時裝。當時很多人勸她留在福建，但是她認定，自己的事業和前途都在遙遠的西藏。
１９８７年，帶著一身技術的她與丈夫一起再次來到了西藏，來到了拉薩，在朵森格路開起了“夫妻”服裝店，經過１０多年的艱辛努力，憑借著良好的手藝和聰明的經營頭腦，從一個小裁縫店做到了今天的“九龍時裝店”。
“現在生意不錯，等攢夠了錢，我們準備再辦個更大的時裝店。”趙彩飛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她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憧憬。
趙彩飛走過的路，就是眾多浙江來西藏經商者的縮影。
張國芳崛起定西的故事
“定西苦、苦甲天下”，清朝名將左宗棠的這句名言，在１００多年後被一位來自浙江的木匠推翻。１０月１６日，胡潤與《歐洲貨幣》首次合作推出的中國百富榜上，甘肅國芳工貿集團董事長張國芳名列第９１位，而他的第一桶金，正是來自吃水都困難的甘肅定西地區。
“張總從來不希望炫耀自己的財富，他對登上各種各樣的財富排行榜也不感興趣。我們已經給胡潤先生發去了正式的法律文件，表明張總不希望被排在榜內，否則我們將會采取一定的法律手段予以回應。”１０月１５日，該集團秘書楊小姐告訴記者。此外，楊小姐還暗示，百富榜對張國芳個人資產的統計是不準確的，而至於是算多了還是算少了，她則不置可否。“草根”富豪“張國芳至今仍保持著做木匠時的簡樸生活，穿著非常簡樸隨便，每天晚上不過一碗蓋澆飯?穴菜泡飯?雪。而且，他也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善於言辭，整個采訪過程，他都沒有說出什麼花哨或深刻的話，甚至連話都很少說。”《甘肅日報》一位曾多次與張國芳有過接觸的老記者回憶說。
根據公開披露的資料，張國芳１９５４年出生在漸江省東陽市虎鹿鎮的一個農民家中，１２歲剛念完小學便輟學在家，１７歲拜師學藝做木工活，２１歲開始到定西闖蕩，靠走鄉串戶替人做家具謀生。雖然無從考證，但不難想象張國芳的這段經曆一定是異常艱辛的。早在明清兩代，定西就是流放犯人和逃兵的地方，解放以來也一直是國家級貧困縣。這裏嚴重缺水，迄今在會寧縣城仍可以看到水論桶賣的情景，在農村，人們則以窖水為生。
惡劣的自然環境並沒有扼殺掉張國芳的致富夢想，改革開放以後，張國芳以做家具出活快、質量好逐漸在當地有了名氣。為了事業發展，他先後承包過定西城關油漆廠，創辦過“定西杭州沙發廠”，生產的“西湖牌”床墊曾名噪一時。
“張國芳雖然做人很低調，但做生意卻很善於造勢。”前述那位老記者表示，早在“西湖牌”床墊剛開始闖蘭州市場時，張國芳就曾經請人開著軋路機在他生產的床墊上碾過，一來證明質量可靠，二來也為一個新品牌製造了“新聞效應”。
挺進蘭州
如果說定西是張國芳的起家之地，那麼甘肅省會蘭州則是他的發家之地。在做家具、賣家具掙到了第一桶金後，張國芳開始進軍零售業，蘭州最有人氣的商場———國芳百盛購物廣場，就是張國芳事業騰飛的助推器。
１９９８年，張國芳抓住蘭州零售業的市場空白，在蘭州最繁華的東方紅廣場旁邊開設了國芳百盛商場，合資方是馬來西亞金獅集團。由於地處黃金地段，再加上合資方引進的先進理念，國芳百盛一炮而紅，曾創下了日最高銷售額５００多萬元的業績。更令人歎服的是，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６日國芳百盛開業時，張國芳又一次成功地製造了一個“新聞事件”———爭取到了“蘭洽會”永久主會場資格。原來，當時已經舉行了五屆的蘭洽會依然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精明的張國芳意識到其中的商業價值和宣傳價值，主動提出來用國芳百盛６～８樓承辦“蘭洽會”，結果巧妙地化政府資源為自己的商業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