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易經的曆史 4．易經與中國醫藥
伏羲八卦和《周易》的“陰陽”觀念，作為兩性文化的觀念符號，自它出現的那一刻起，就與人類自身產生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易經中的“陰陽”與儒道互補，與這種特殊的“文化結構”相聯係，“陰陽”作用於人的變化，對中國文化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它以一種更加潛在、更加抽象，同時也以更加隱蔽的方式，活躍於我們的身體和思想之中。
中國的中醫就是一種以周易陰陽變化之道審察身體疾病，從而達到療體化疾之功效的科學。中國中醫文化在周易開啟人類智慧，從而鑄造民族的“思維結構”的過程中，察身體與世界之變，從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製約著中國人認識自己身體成長與變化的思維方式。
中國是一個技術大國，但理論意義上的科學成就卻相當薄弱。在這裏，為了說明“思維結構”對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我們隻能以相對突出的中醫理論為比較和研究的對象了。
易經體現中國人深層的民族心理結構，立足在這種心理結構上，其思維結構影響文化結構和社會結構，而諸種結構的碼疊之下，又作用於人。中國中醫之道，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物質實踐和精神實踐過程中人的身體、生理與世界的運動關係。
中醫講“陰陽”。古代的中醫理論，最為集中地體現在以“陰陽五行”為理論框架的《黃帝內經》一書中。“黃帝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這種思想為基礎，《黃帝內經》初步確立起了一個獨立而完整的中醫理論體係。
《黃帝內經》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思想和係統比較完備的醫學著作。
關於《黃帝內經》這部托名於遠古黃帝的醫學著述，它的真實作者已很難考證，其成書年代也說法不一，或說是戰國，或說是秦漢之際，或說是漢代中期。
“重結構、輕元素”是《黃帝內經》的敘述立場，從而奠定了中醫科學與西醫完全不同的病理學說。
中國中醫講寒熱、虛實，但卻沒有細菌理論。中醫不把導致疾病的原因歸結為某種單純的病原體，而將其看作是身體各機能關係失衡的結果。
中醫以“陰陽”關係為指南，中醫認為，機能亢進、津液淤積等熱證多屬陽盛，而機能衰退、津液消耗等寒證則多屬陰盛。“陽盛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為之俯仰，汗不出而熱，齒幹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盛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栗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盛之變，病之形能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第五》)不僅如此，陰陽之間還有著一種彼此消長的辯證關係。
“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第五》)
凡一切活力不夠，少氣、怕冷、懶言、疲倦、易累等症，均屬陽虛之症；凡一切功能缺損，血少、麵黃、體瘦、骨熱等症，均屬陰虛之症。陽虛就要補陽，補陽的藥能夠促進新陳代謝，增強人體活力；陰虛就要補陰，補陰的藥能夠補充體內的物質消耗，維持機體的正常運作。這就是所謂辯證施醫、綜合治療。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泄其陽而和之。”(《黃帝內經?靈樞?終始第九》)
中藥的服用意義不在於“吃”元素，而在於“吃”陰陽。
中藥的配製不講究“提純”而講究“配伍”，即因地、因時、因人、因症而不斷調整配方，使陰陽有變而法無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