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應乾想去南昌，與劉招孫互為奧援，在江西官場大展宏圖。
這當然是癡心妄想。
萬曆一朝，江西地方宗族士紳之強大，絲毫不比江南東林、西南土司遜色。
贛地民風彪悍，有目共睹。
萬曆二十八年，朱翊鈞派礦檔潘相、李道前往江西，差點被當地人打死。
劉綎在四川平亂時，和土司秦家頗有淵源，如果能去四川，拉一支白杆兵在成都種田，倒也不失為良策。
不過，他旋即打消了這個念想。
兩年後的西南，將要爆發一場大規模叛亂——奢安之亂。
這場影響帝國西南十餘年，消耗西南各省無數人力財力的叛亂，幾乎與後金崛起同步，持續到崇禎年間。
大明陷入流賊、奢安、建奴三線作戰的絕望境地。
劉招孫拚盡全力，卻擋不住鑲藍旗，自然更擋不住努爾哈赤。
後金吞並遼東是大勢所趨，不是一兩個穿越者或者類似穿越者可以輕易改變的，無論他是劉招孫還是袁崇煥熊廷弼。
與龐大無意識的利益集團相比，個體的力量實在太過渺小，如凡人麵對克蘇魯邪神，盡管後者混沌無意識，然而彈指一揮便可讓凡人灰飛煙滅。
薩爾滸之戰，對明廷來說，不過是一次尋常的邊境潰敗——大明一直在潰敗中——所以當時對帝國並沒有造成多大的震動。
隻是，沈陽失陷後，帝國資源源源不斷投向遼東，本以為東事可以就此結束。沒想到，最後遼東成了個無底洞。
遼餉，這個帝國終結者便在這種情況下產生。
萬曆四十六年，為籌措遼東戰事，遼東軍餉驟增300萬兩，萬曆皇帝雖有百萬內帑，但出於對全體臣工的不信任，最終一毛不拔。於是戶部加征餉銀，每畝加派3厘5毫，共增加賦銀200多萬兩。
從此遼餉便成為定製，天啟初年，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征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
崇禎四年(1631)，將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征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遼餉加派，平均到全國每畝土地上，其實增加的並不多，然而到地方官吏手上，便有了各種上下其手的機會。
在地方官員合理運作下，最後落地的遼餉征收，和朝廷製定的額度相比，能暴漲十倍甚至百倍。
萬曆之前，士紳群體還需繳納部分錢糧（雖然往往惡意拖欠），到了天啟崇禎年間，士紳索性不交了。
然而遼東還在打仗，丘八們都在要錢，不給就是兵變、鬧餉，地方官便很有覺悟的將這些原本由士紳豪強賦稅轉嫁到無權無勢的小民身上。
因此大量自耕農紛紛破產，化為流民饑民。
天啟崇禎年間席卷陝西河南等地的流民浪潮，根源便在此處。
從萬曆四十七年到崇禎十七年，二十多年間，每年動輒三四百萬的遼餉不知養肥了多少官僚，戶部尚書畢自嚴曾說：
“即令東奴戀棧長伏穴中，不向西遺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晚明之後，朝中為官者多是南方人，無論浙黨、楚黨、東林黨，在政策製定、實施層麵都是以南方利益為主。收這些人的稅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隻有再辛苦辛苦百姓，才能維持生活。
劉招孫看得明白，晚明各種亂象的症結在於遼餉。
遼餉這種欺上瞞下，全員貪腐的問題，屬於體製性弊端，就是張居正、雍正帝這樣的人物無力也無心去糾正。
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掉製造問題的人。
他計劃先留在遼東，像和其他軍頭那樣，吃一波遼餉紅利再說。
如後來占據皮島的毛文龍、退守錦州的祖大壽、盤踞山海關的吳三桂。
確定下方略，下麵的事情就好辦多了。
三月初八，劉招孫率殘餘明軍近六千人，在渾江邊休整。
在確定建奴不會再追上來後，劉招孫指揮眾人一邊收攏潰兵，一邊收斂戰死士兵。
康應乾望著裴大虎帶領家丁，將地上的屍體搬到馬車上，原本馬車上裝載的火炮被抬了下來。
監軍大人臉上露出驚愕之色，對裴大虎道：
“這是作甚？火炮都不要麼？”
裴大虎轉身望向前方，劉招孫站在江岸一塊大青石上，從康應乾的位置看去，見劉招孫披頭散發，以為他要尋短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