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了執委會的新命令之後，李三傑也頗為激動，雖然這次李鴻章的幫忙大大超過了穿越集團的預期，但老實說和李三傑的關係並不大，而且與各國進行協商、斡旋才是李三傑留在上海的主要目地，李三傑也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如果把這件事情辦好了，那麼李三傑才算是真正為穿越集團立下了一件大功。
於是李三傑也立刻招集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開會討論商議應該怎樣執行執委會的任務，雖然李三傑並不是上海辦事外的正式工作人員，但他的行政級別最高，因此有資格發起會議。
現在上海辦事處的主要工作人員有四個是劉瀾濤、李紅兵、陳兆聲、高磊。李三傑首先向眾人傳達了執委會的命令。
而其他四人聽了之後都沉思了一會兒，簡單的說，執委會就是要求上海辦事外在上海發動一次群眾運動，最好是組織一次集體遊行什麼的，隻有這樣才能給各國照成巨大的壓力。其實這種群眾性的運動在中國古代也並不少見，最近的一次就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發生的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公車上書事件，這一事件即是後來戊戌變法的導火索，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義和團運動也可以視為一種群眾性的運動，隻不過最終演變成了一種群眾性的暴民運動。
在舊時空裏，這種群眾性的運動確實是對執政者施加壓力的一個好辦法。不過在這個時代，組織這種群眾性的運動是有相當的風險，除了公車上書基本比較和平之外，其他的群眾性運動多少都會有一些暴力傾向，義和團運動不算，就是曆史評價相當高的五四運動，也發生了痛打了章宗祥， 火燒趙家樓的事件，而這己經是相當和平的群眾性運動了。另外就是這個時代的國際道徳水準以及社會監督職責還不建全，群眾性運動往往會遭到執政者的**，在歐洲各國幾乎都發生過警察、士兵向遊行示威人群開槍射擊，造成流血的事件。而且這個時候各國對中國普遍持輕視態度，再加上義和團運動造成的後遺症，因此一但在上海租界舉行遊行示威活動，各國會不會釆用暴力手段鎮壓，這可就有違穿越集團的初衷了。
劉瀾濤道：“執委會的建議雖然很好，我們在上海的時間並不長，群眾基礎還十分薄弱，恐怕很難發動一次群眾運動，而且就算發動起來，恐怕也不好控製，如果造成嚴重的流血衝突，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李紅兵也道：“是啊，而且各國如果出兵鎮壓怎麼辦？我們不能隻把群眾發動起來，就不管他們了。”
李三傑胸有成竹道：“我到是有一個計劃，但這需要各方麵的齊力配合才行。”
劉瀾濤道：“李主任，你有什麼計劃，需要我們怎麼配合？”
李三傑笑道：“我們不是發展了一批學生嗎？現在就是他們派得上用場的時候了。”
雖然在上海談判破裂之後，上海辦事處基本表現得十分低調，沒有什麼大動作，但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實際在低調中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按照執委會的計劃，上海辦事外的地位實際是相當重要的，是一個集商業、情報、宣傳、對外交流等多方麵功能的責任。
就目前來說，商業和對外交流可以暫緩一步，而宣傳己經初見效果，因此情報收集工作就是當務之急了，但想要收集情報，需要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和大量的情報人員。但社會基礎需要時間來積累，又不能明目張膽的招募情報人員，因此上海辦事處決定先從小孩孑做起，培養出一批小情報員。雖然小孩沒有成年人的社會經驗、閱曆，但也有其獨有的優勢，一是小孩不會引人注意，無論是打探消息還是進行培訓，都不受太大的阻礙；二是相對成年人來說，小孩孑的貪欲並沒有那麼強烈，易於控製；三是可以從小孩中間發現有潛質的人材，可以送到天津去加以培養。
還有一個優勢是來源豐富，盡管上海是這個時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但繁榮僅限於租界和上海舊城的一部份區域，在上海效區、農村，甚致繁榮區的周邊，依然存在著大片的貧民居住區，因此形成了一種較為畸形的繁榮。同樣存在著大量的貧民，而有貧民也就有童工、有幼年的學徒，甚致是小乞丐等。這樣上海辦事處的小情報員就有大量的選擇。
不過上海辦事處也不是來者不拒，同樣是需要篩選、麵試。根據安全部製定的選擇標準，首先是年齡至少要在10歲以上，最好是12、3歲，但決不能超過16歲，因為10歲以下的孩子基本還不懂事，而超過了16歲則己可算成年，失去小孩的選勢，而且容易粘染較多的社會不良習氣；其次是為人要機靈、頭腦靈活，這也是收集情報的基本條件，而憨憨呆呆的，就算不被淘汰，也是另有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