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道理論的惡果
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之流沒有講“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之理，而是看上了邵雍《周易》中分裂出來的先天八卦之理。《說卦傳》第一章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裏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開啟了他們“窮天理、滅人欲”的理論根基。
從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之流算是找到了說理的理論原理了，找到了開文化曆史倒車的理論依據了，徹底把中國文化開上了返程的倒車，向周朝之前的文明進發。可以說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之流給中國古典文化造成的傷害無法用文字形容，徹底把中國文明送入封閉的政治、人文、宗教環境中去了。
其後果是明朝之後中國文化再無開明、開放、進步可言，思維的禁錮導致文化無法發展遞進，完全徹底地回到周代之前的水平，甚至還不如殷商時期的政治、人文、宗教開明、開放。
為什麼？因為說理、講理、講道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沒理，不講理，沒有道理。
中國人凡事擺事實，說理、講理、講道理，但卻不講規矩根源就在這裏。
因為“理”是圓的，天理更圓。講理講到底就是從起點轉一圈回到原點的過程，這裏是0，是沒理，不講理和不講道理。中國人講理不講規矩就在這裏。因為規矩是清晰明確的群、環、域、模、線性、多項式等形式，你要講規矩就要進入三維多邊界空間，拋棄混淆的、沒邊、沒角、沒線、沒模的圓形陰陽太極論，這樣一來，伏羲八卦(天理)就沒有生存空間了。這樣一來宋前文化就要重新啟用，而宋前文化講仁義道德，講規矩，講禮儀廉恥。那麼，如果回到宋前孔子的“道德論”上去，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無端無理南侵的無賴行徑就法從文化理論上對抗，出於民族自身生存的理由，在外部侵害、欺淩、攻擊的壓力環境下，文化發生變更在所難免，拋棄孔子不合時宜的文化也在所難免。但是朱熹這種不合時代發展潮流的文化改造，不但沒有讓文化進步，反而阻滯了文化的發展，最終被拍死在清末的沙灘上。
回顧曆史大家知道唐朝是一個開明、開放的朝代，繁榮度居當時是世界首列。唐朝在文化上啟用的是文王八卦，所以唐朝的政治製度是節度使製，節度使製是分權製，地方節度使有政治權、司法權、軍事權、和財政權，這也是導致唐王朝覆滅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古代中國一直都是在兩種文化中徘徊，一個朝代啟用分權製，之後的朝代一定是集權製，有些朝代在朝代發展中就是分權製與集權製鬥來鬥去的過程。如西漢，西漢初期推行分權製，之後又推行集權製引發八王之亂。又如西晉，西晉推行分權製導致北方遊牧民族大舉南遷，最終導致中央政權無法控製地方割據勢力，引發“衣冠南度”，中原文明與中原政權南遷。
唐朝的節度使製度導致五代十國紛爭七十餘年，宋朝的建立結束了分權製給國家帶來的危害，但是宋朝仍是受北方民族侵害、欺淩、攻擊的對象，所以宋人急於尋找一種有利建立集權封閉國家的思想，達成內部團結，外部不受侵害、欺淩、攻擊的外部環境。於是孔子的仁義道德，禮儀廉恥就不合時宜了。怎麼辦？重新翻耕“大道之源”《易經》，找到即可以建立集權政治的思想，又可以應用於社會活動的全新理論來取代孔子的仁義道德，禮儀廉恥思想。於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諸天道，質於人事”的思想便提上文化改造的日程。
鄭玄解釋《易經》時認為易有三個定義：一是簡易，二是變易，三是不易。但是易不是變來去，易是變化，是發展、遞進的過程。無論是簡易，還是變易，還是不易，都是發展、遞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