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也有這種憂慮嗎？警覺和敏銳-中國知攀識分子的最可貴之處，“先天下之憂而憂”嘛！
然而，警覺和敏銳以及反映這警覺和敏銳的理論成為知識分子的“專利”，被懸在半空，上不著天一一天上沒有思維，下不沾地一地上沒有興趣關心理論。不是理論的尷尬和悲哀嗎？
不是現實對理論做出修正。
而是群眾的厭煩情緒和中國人天陚的沉默，把理論“晾”在一邊。時間長了，任何立意鳴高的警言也會變成膚淺的聒噪。
老是一度春秋，一番花謝，一副惆悵！
普遍的麻木一一肯定是社會前進的最大障礙。活著勝於自信。思想疲憊造成理論的疲軟。
理論不能預見自己行動的最終結果。
模糊了理論和牢騷的界限。牢騷人皆有之，好主意誰也拿不出。
前幾天有朋友來講了個令人笑不出的笑話：
七、八位中國當代風頭正健的作家，在一個西方國家的講台上嚴肅深刻地當然也不失機智地嘲諷每個中國人都感覺得到都能理解的那些弊端，據說在外國人麵前掩醜護短是愚蠢的。到會者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一位華僑站起來提問：
“你們發牢騷發了十幾年了，從國內發到了國外。請問你們自己為國家做了些什麼？”
這個華僑被噓出了會場。
“人們在批判社會的時候，請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這責任就是一個孩子留在母親乳房上的帶血的牙印。”一一我記得這是恩格斯的話。
當代人以舌言者多，以行言者少，更缺乏那種勝於擂鼓的不言之言。牢騷、浮躁，是另一種麻木。
理論也多“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於近者必略於遠”，失去深刻廣大的凝聚民眾的力量。理論應蕩滌人們心頭的大霧。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疾病。美國的驕傲自滿。日本的富而不樂，野心勃勃。
我們十幾年前就結束了那種億萬人的生活像一台留聲機、千篇一律地重複一種聲音的生活。精神產品林林總總，物質產品花樣翻新。為什麼人的精神上反而像得了厭食症？心靈空漠，精氣神渙散，仿佛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值得堅信不移的東西了！社會沒有神兒，經濟沒有神兒，文化沒有神兒，政治沒有神兒，活著沒有神兒……中醫學又信奉神衰則病，神散則亡。萬物生於神、養於神，神聚則強，神王則昌。
因此，經濟主義如火燎毛；卻又摸不著經濟漩渦深處的底蘊！一方麵沒有錢，一方麵票子又很多。貧窮的國度變成錢的世界，錢意味著成功，意味著一切，沒有錢寸步難行。
都想做消費的驕子，不願承擔創造的使命。隻剩下一個花花綠綠的時髦一一如同輕浮的變化無常的女人。我們把自己押到金錢上，同時又是世界經濟競賽品遲到者。我驚奇，戈爾巴喬夫為什麼能在世界範圍內卷起一股“新思維”的旋風？
我們似乎還無暇顧及或不屑一顧那些與自己似乎不沾邊的全人類的價值、人類的生存、戰爭與和平、不同的社會製度怎樣相處等等問題。我們關心什麼呢？理論能否衝破知識分子階層，在社會上形成“熱點”？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一是中國一句至理名言。憂患而不生，是為何？
鼓浪嶼“晤仙”
一九八四年初夏，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省作家在鼓浪嶼舉辦筆會，也請了我和北京幾位編輯參加。
大隊人馬住在鼓浪嶼中部一個有著現代文明氣息的賓館裏。為了照顧我們幾位“特邀的客人”，讓我們住到建在鼓浪嶼東部山頂上的省委招待所裏，是島上較為髙級的地方。大門口有警衛，履行職責頗為認真。進了大門還要高高低低地走十五分鍾山路才到我們住的那座小樓。《人民文學》的主編李清泉和女編輯向前分別住在樓上的兩間屋裏。樓下兩房我和崔道怡各占一間，湖北作家張袓慰向往“高級”，搬來跟崔道怡同住。這是一座年代久遠的舊房，房間髙大卻空空蕩蕩，彌漫著一種舊木頭散發出來的黴味。歐洲古典式的百葉窗，高而寬的木門，一張厚重的老床，一張舊寫字台，一把高靠背的舊木椅。衛生間裏更是古色古香，所有的銅截門上都掛者厚厚的綠鏽。
這個房子不知有多長時間沒人住了。
好處是極其幽靜。我放下行李考察了一番周圍的環境。我們住的這座小樓坐落在山坡的後部，臨近小山的製髙點，我的窗戶外麵是數丈高的斷壁，斷壁上麵長滿野草和古樹。往東不足五十米便是懸3崖，下麵是大海。南麵是陡哨的山坡，長著濃密的半人高的雜草和遮天蔽日的大樹。隻有西麵一條窄窄的石板小路可通往山下人煙稠密的地方。
真是個寫作的好地方。
住在這樣的房子裏也隻能寫作。最容易激發想象力，神馳萬裏，思接八荒，除去跟筆交流以外還能幹什麼呢？
被火車和汽車搖蕩了三四天，實在太累了。晚上十點多鍾我便從朋友們的高談闊論中抽身，回到自己的房間倒頭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