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來證明知青；那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
――我為什麼寫《我們的故事》
我是誰？
我從哪裏來？
我要到哪裏去？
這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的問題。古希臘人認為人活著就是要弄清這三個問題。千百年來，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還在探討著這三個問題――他們認為這是對人類命運的關注。
作為普通人，我們也在關注自己的命運。我也常對自己發問：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到哪裏去？作為個體的人，好像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人，好像這幾個問題也並不簡單。
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他的命運。
我是誰？我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
我是和我的祖國共命運的。因為我們那一代人是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我們的經曆大體上是三個段落：文革前的十七年，文革中的十年，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決定我們命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十年，我們的世界觀正在成熟，這十年，我們幹什麼了？當然最主要的生活就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是那一代人共同的名稱。無論你下鄉了幾年，無論後來你做了什麼工作，“知青”就是你的出身，就是你的“胎記”。無論你為此為榮，還是以此為恥，這個身份符號永遠跟隨著你。
中國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世界曆史上絕無僅有聲勢浩大的移民運動。美國的西部開放和蘇聯建設共青城也是著名的移民高潮，但參加的人數和規模都沒法和中國的知青運動相比，而且他們的移民主要是生產性的，而中國更主要的是政治行動，帶有很大的強迫性，這更增加了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