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的少年知青
“同誌，我要報名下鄉！”
地處哈爾濱大直街上的南崗區知青辦的接待室同誌，看到橫在門口的長櫃子後有個小孩子探出頭說話。
“小朋友別鬧了，快出去玩！”他們向他擺著手說。
“我真是要報名下鄉！”那孩子使勁探出身子說。
“你才多大呀？”他們問。
“我都17了。我是125中的，叫王懷信，要不，你們給學校打電話！”那孩子急了。
那一年是1974年，在這個動蕩的春天，這個王懷信真的下鄉了，成了肇東縣勝利公社利民大隊的插隊知青。他是1960年5月12日出生的，報名時，他還不滿14歲。也許是上千萬的知青中年紀最小的。到知青辦報名時他虛報了歲數，為了掩飾隻有一米五十的身材，還穿了厚底鞋，鞋裏塞了厚厚的墊子。
王懷信是替姐出征的。那一年春天，上山下鄉運動又出現了高潮，負責動員的街道幹部坐在他家裏不走，1972年初中畢業的姐姐一個勁地哭，她身體不好，個子又小，父母舍不得讓她走。懷信的父親是從馬車夫成為運輸社工人的，他有七個孩子，大姐和四哥已經到永豐農場下鄉，其他幾個孩子都工作了，隻有懷信和姐姐在上中學。下鄉的事，誰也幫不上忙，隻有最小的懷信挺身而出了。說實在的，他也不願意在學校混了，上小學時每天念“老三篇”，上中學了，不是下鄉勞動就是開大批判會，什麼也學不到，還不如當知青，還能掙錢養家！當時家裏特別困難，買菜都是等收攤後，買一角錢一堆的爛菜。
王懷信回憶，當時走的時候，我們一百多個中學生都戴上大紅花，坐著大卡車在街上巡遊，許多人夾道歡送。然後一直把我們送到利民大隊的隊部。下了車就是一頓大吃，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好吃的，埋頭猛造。吃完飯又把我們分到小隊，一點名，少了一個。後來帶隊幹部在房後玩的小孩子堆找到了那個人，那就是我。屯子裏的老鄉像迎親一樣把我們接到住處，我被安排到姓陳的大爺家的西屋，我在炕上鋪行李，爬在窗戶上看熱鬧的小孩子喊：“看哪，誰下鄉還帶來個小孩兒？”我急了，跑出去對他們喊：“誰是小孩兒？我都17了！”他們哄笑著蹽了。邊跑邊喊：“小崽子，小崽子！”從此我有了新名“小崽子”。
再小的知青也要參加勞動，王懷信也不甘人後。第一次幹活是到豆地裏拔大草，個小靈活的懷信跑在最前麵，拔得還挺幹淨。第二天，搞積肥，把草片鏟掉，然後用鍬堆上大堆漚。那肥堆有一房多高，懷信怎麼使勁也揚不上去。隊長隻好派他去割地頭的草，割下來了卻捆紮不起來，他累得幹不動了，躺在地頭喘氣。後來隊裏又給他找了個最輕的活――“看青”。白天歇著，晚上出工，拿著把鐮刀，在地頭來回走，防止有人偷青。膽小怕黑的懷信拉著前麵的那個老頭的衣襟，寸步不離，一過墳地渾身就發抖。那個老鄉總給他講鬼故事，越害怕越想聽，有時嚇得他頭發都豎了起來。下了工，一個人不敢回住處，讓那老鄉把他送進屋，他跳到炕上，馬上用被蒙上頭。
像懷信這樣的“半拉子”每天隻能給記7個分，而其他知青和整勞力一樣記10個分。王懷信不承認自己是個“半拉子”，他跑到縣知青辦去“告狀”，縣裏答複很明確：凡是下地幹活的知青，都是整勞力，都記一樣的分。年紀雖小，誌氣並不小。王懷信心裏想，我不能靠政策照顧，要用自己的行動證明，我一點也不比你們差！接著隊裏開始搞水利，分段包幹，懷信和十個人一起分了30米長，3米半高的一段水壩。他和大夥一樣掄著大鎬刨凍土，然後挑著沉重的土筐奔跑。七天的活，他們三天半就幹完了。小懷信也累倒了，躺在炕上發高燒，渾身疼得直哼哼。大隊書記摸著他的頭心疼地說：“還是個孩子，怎麼累成了這個樣了！”他從家裏拿來二斤大米，為他做粥讓他喝。一直躺了七天，王懷信才起床。那一年，從7月16日到了隊裏幹活，到年底他一共掙了42元，還欠了隊裏70多元的口糧錢。
當時喝大米粥是很奢侈的，他們知青點的夥食就是高梁米、小米飯和大楂子粥，菜就更缺了。誰要有一塊鹹菜，大家搶著吃。媽媽從哈爾濱給他捎來一瓶豬油，是他惟一的營養品，隻能偷偷地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