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媽您說的對，國際上一流的企業賺錢靠的是標準；二流企業賺錢靠的是技術；三流企業賺錢靠的是成本。老爸這個提案寫的好！我們這也是給咱們國家其它的企業提個醒。想賺錢就得進入到國際競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不然就是給人家當苦力的角色。”
“老爸這時說道：“當初多虧我和你老媽，聽了東強你的提醒，才考慮到和人家製定這個標準。當時我還沒覺得咋樣，覺得反正我們沒有啥損失，就稀裏糊塗的和人家簽定了標準協議。到現在一想起來都感到慶幸，如果不是我們和人家簽定了協議，那我們現在每生產一台vcd就得給人家10美元的專利標準費。假如我們沒有vcd技術專利，那我們每生產一台vcd的錢，大半都要給人家專利使用費。真是向東強說的那樣，什麼一流，二流，三流企業。所以我才有感而發，寫了這個提案。”
老媽接著說道：“東強你小子上了這麼幾天學，休閑的怎麼樣了，是不是又有事幹了。我看你到家一下午都和田紅在小客廳裏商量著什麼。有時還興奮的直拍巴掌。是有啥好事了，讓你興奮成那樣。”
嗬嗬。還是老媽了解我啊！老媽老爸田紅給我弄了個老大老大的項目，恐怕我在家隻能呆一夜了，明天早上我就坐飛機上北京見些首長，然後來論正這個項目。
老爸老媽都盯著我，同時問道：“是什麼大項目啊”！
“嗬嗬，是紅姐從烏克蘭買了一架大型運輸飛機和設計圖紙，我有個想法就是按圖紙看能不能把飛機造出來。——”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本以為我重生之後，可以改變許多事、許多人。我確實做到了，但不是所有。
當我滿懷希望的趕到北京，見到王悍東。想不到他當頭就給我潑了一盆冷水，把我所有的熱情瞬間降到冰點！
在王悍東家裏，他一臉憔悴的對我說：“東強這件事的阻力不是你能想像到的，昨天放下電話，我就到中央首長那去彙報了。首長的態度是支持地，但這裏麵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其實當年運10的下馬，裏麵就有許多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運10的研發費用差三千萬就下馬了，你信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麵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搞一個項目。我昨晚了解了一些當年運十的情況。
首先是主管部門航空部從上到下都有人對運10抱著消極、對立的態度。80年代首次試飛之前，該部計劃局曾提出“傾向於停止研製”的意見。試飛成功幾年後，該部內還有人把運10作為“拔苗助長”的反麵經驗看待、說研製運10“是一個決策上的錯誤”，是想“一步登天、結果欲速則不達”。甚至有人說運10是“破銅爛鐵，垂死掙紮”。
航空部的這種表現，其實反映了從中央到具體部門相當一部分人的態度。1983年，在上海舉行的一次民用飛機研討會上，就有一位從北京前去出席的同誌發言：“現在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運10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所以應當否定”。這典型地表達了對運10采取抵製態度的一個理由——“運10”是“王洪文項目”。還有航空部中某些人士，包括主要負責幹部也如此表現，更帶有部門利益的因素在內。——708工程是由上海市主持，三機部歸口管理的，三機部對此有意見。但是他們是不是想到了，運10研製取得的成果，是全國從中央各部委到許多省、市、自治區，軍隊和地方大力協同，200多個研究所、工廠共同努力的產物，怎麼能說是“四人幫”的“成果”呢？！退一步說，就假定是“四人幫”插手過708工程，但這畢竟是繼“兩彈一星”之後我國在國防科技方麵獲得的重大進展，是全國人民吃窩頭鹹菜、一年十幾尺布票“供”出來的！盡管它很幼小，還有很多問題和不完善之處，但它畢竟是我國航空工業繼續前進的基礎。它體現了我們現有國力和科技水平，也是對外合作的本錢，怎麼能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當兒戲，說扔就扔呢？！
其次，中央內部也有抵製運10的空氣。當時總理對運10工程是積極的，曾在接見試飛代表時說過熱情鼓勵的話。但十分遺憾，當運10試飛到北京時，連一個副總理以上的國家領導人，都沒有去機場迎接——“不能給四人幫露臉”，“都怕跟四人幫劃不清界限”。
還有就是我們的民航部門的消極態度。當時民航局曾表態：不需要幹線飛機。1984年12月23日在穀牧同誌召開的落實運10進藏試飛的會議上，中國民航局的主要領導同誌說：運10一上天，真叫人頭疼。民航作為用戶，從飛機的可靠性要求出發，對新型國產飛機有不信任感，不願意買，本屬正常。但對自己造的飛機上天抱有如此奇怪的感想，實在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鑒於內部分歧比較大，有人抱著不讚成的態度，1981年5月，三機部、上海市根據薄一波副總理的要求，邀請了包括樊緒箕、吳仲華、王俊奎等航空專家，以及經濟方麵、冶金化工方麵的專家55位同誌，對運10飛機進行實地考察後舉行了評審會議。結論是：建議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丟，隊伍不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