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辯護這種事在二十年前幾率還是比較大的，畢竟當年公安也好，檢察院也好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都不高，警察和檢察官大部分都是部隊回來的，政治素質很過硬，但是法律知識有限。
這些人與律師比起來，無亂在文化水平上還是在專業知識上都差了一大截子。就專業性而言，律師整體上比法院的法官都要強上一塊。
王川曾聽萬胖子講過，萬胖子的師父吳律師是一名老律師，屬於最早拿到律師證的那一批人，當年吳律師受律所指派為一名毒販提供辯護。
在法院質證之時，法院要求檢擦機關出事證據，但是證據根本就不在檢察機關，而是被存放在了公安機關的證據室內。
吳律師要求去公安機關當場核驗犯罪證據（DUPIN），因為涉及到定罪量刑問題，法官覺得有必要去現場查看下，於是便同意了。
但是當律師、檢察官和法官來到公安機關查看犯罪證據時，公安機關居然說證據都被銷毀了，不在局裏。
這下好了，定案的關鍵證據沒了，吳律師做無罪辯護，公安部門不服，檢察院覺得憋氣，法院沒轍，畢竟判刑是要憑證據的，光憑嘴說可不行，最後罪犯被無罪釋放。
其實為毒販辯護，吳律師心裏也很糾結，但是從法律的角度講，每名犯罪嫌疑人都有獲得辯護的權利，沒證據你憑什麼判人家死刑，那可是一條人命啊！
雖然法律是冰冷的，呆板的，雖然有時候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法的又不一定合理，偶爾法律會變得蒼白無力，但它是維護秩序的必要武器，缺了肯定不行。
當年這樣的案子不在少數，律師倒逼著公、檢、法不斷地提升業務水平。當然也有律師折進去的，大部分律師是因為對執業風險認識不足，幫著做偽證或者在刑事案件中向法院提供虛假證據（很多證據是當事人提供的，通過律師向法院提交，一旦出問題，律師是第一個倒黴的），當然不排除“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情況。
後來相關部門對律師的執業要求越來越嚴，刑法裏有個偽證罪可以說就是專門為律師預備的，讓很多膽小的律師望而卻步，不願意再接刑事案件。
隨著近些年公、檢、法機關人員素質和業務水平的提高，律師做無罪辯護的難度翻了幾番。就連人見人“愛”（恨）的城管們執法都用上了記錄儀，都知道留痕，比城管水平高上幾層樓的公、檢、法機關就更不用說，證據搜集工作做的還是比較細的。
反倒是律師越來越沒有追求了（追求是需要冒風險的，是需要更高的執業素養的），大部分案子都是走程序，沒有發揮的餘地，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畢竟律師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隻是一份工作，犯不著玩命。
自從知道自家老公開始在外麵接活兒，賺外快後，黃寶林終於看到了老婆的好臉色，晚上好鄰居的生活狀態終於有了鬆動，憋了很久的黃大才子終於狠狠的釋放了一把，床上濕漉漉的，如尿了床一般，*水橫流。
“老黃，這個案子咱能賺多少錢？”換完被褥，黃寶林媳婦心滿意足的趴在他的胸脯上，臉上的紅暈尚未退去，低聲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