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10月11日，巴達維亞，總督府。
巴達維亞海軍司令達克曼·巴雷克上校與一眾殖民官員安靜地坐在總督府會議室內，等待德林總督的到來。因為來得匆忙，他還未來得及打聽此次會議的主題內容是什麼，但看到高級商務參讚弗雷德·阿普頓先生和幾位商務代表均顯出嚴肅的神情，便知機地沒有出聲詢問。估計, 又是公司某個商站或者某片市場區域貿易前景不是很好，這才令他們有些愁眉不展。
來自歐洲本土的調令已經下來了，達克曼·巴雷克上校將卸任巴達維亞海軍司令的職務，返回荷蘭本土，進入海軍，擔任某支艦隊司令。對此, 巴雷克上校內心是頗為不舍的，雖然返回荷蘭本土海軍任職, 會後很大概率再次得以晉升, 成為一名將軍。但是，他卻不想離去，因為身在東印度群島每年可獲得的大量財富，而且危險性也很小，地位也崇高。
相反，回到了荷蘭本土，擔任一支艦隊司令，就可能會與西班牙海軍交戰，也有可能會在護航荷蘭商船時，與凶惡的海盜於海上搏殺。但獲得的報酬，卻遠遠不如在東印度群島任職期間收獲的財富。唉，萬事豈能盡如人意。
“先生們，非常抱歉，因為要和柔佛王國代表談一些事情，稍稍耽擱了。”科內利斯·範·德林總督來到會議室，朝在座的殖民官員點頭致意。
“總督大人, 各位先生們，現在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應對因為明國尼古拉一官（鄭芝龍教名）的無止境貪婪，而日益損害我們東印度公司商業利益之事。”高級商務參讚弗雷德·阿普頓在德林總督坐定後，直接引出此次會議的主題，“從曆年的商業交易記錄來看，我們東印度公司自三年前開始，截止到上個月為，我們整個公司對日貿易額，幅度整整下降了九成，現在更是到了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此言一出，在座的殖民官員頓時嘩然。雖然他們對與日本貿易有大幅萎縮，有一定的了解，但弗雷德·阿普頓口中卻直言有九成的下降幅度，還是震驚到了眾人。
“阿普頓先生，你所說的貿易額數據都是真實準確的嗎？”德林總督皺著眉頭問道：“雖然我們對日貿易額幾乎是逐月萎縮，但目前的情勢，真的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要知道，在五年前，日本市場，每年好像還能給公司提供近80--100萬盾的貿易利潤。現在，真的很糟糕了嗎？”
“是的，總督大人。”阿普頓點頭說道：“對日本貿易，已經處於最糟糕的處境了。今年截至到8月底，我們在日本市場隻有區區二十萬盾的貿易額，利潤也僅僅隻有五萬盾，對於我們整個東印度公司而言，已經降至一個非常微小的市場了，甚至還不如我們新開辟的安南市場。”
“全都是因為明國的尼古拉一官的原因？”德林總督沉聲問道。
“是的。”阿普頓點頭說道：“造成日本市場如今的情形，一切的根源就是尼古拉一官。他不僅嚴重地破壞了我們當初簽訂的貿易條款，還以明國內亂的名義，禁止提供生絲、棉布、瓷器，以及其他明國商品與我們。反過頭來，他憑借著地理優勢和明國人身份，大肆向日本傾銷海量的明國商品，幾乎壟斷了整個日本市場。很遺憾地告訴諸位先生們，我們可能已經失去了日本市場，或者說，我們被擠出了日本市場。”
1639年，日本江戶幕府發布最嚴鎖國令，除了大明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其他所有國家地區均不能前往日本從事外貿活動。日本鎖國令頒布後，還有後續的動作，如禁止平民穿用絲織品，不許奢侈，又封閉銀礦，減少生產，以導致銀價高漲，達到迫使外國商品降價的目的。
日本鎖國令，對荷蘭人的貿易生態有極大的影響，因他們是依賴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強大的航運能力謀取中日貿易的差價來賺取高額的利潤。但鄭芝龍卻利用他壟斷整個大明海域的特殊優勢地位，以及較近的地理位置，迅速擠占荷蘭人的貿易份額。
三年前，鄭芝龍更是出兵襲取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位於台灣島上的兩個據點，使得荷蘭人在大明附近失去了貿易中轉的立足點。
而且，鄭芝龍對整個貿易形勢有相當的了解，對內地的戰亂，他一直采取觀望的態度，但因內亂影響絲織品的供應則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從廣東及澳門裹挾織布工人150多戶至安海街外（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安海鎮），就地生產，以提供充足的絲織品貨源。
因為日本鎖國令，對澳門的葡萄牙人打擊是非常嚴重的，曾經興盛的對日貿易就此沒落，隻能眼睜睜的看著一批優秀的織工人和商人被鄭芝龍遷移至泉州。當然，鄭芝龍對他們也是有所補償，允許葡萄牙人租用鄭家船隻和人員，可以打著鄭芝龍的名義，前往日本進行零星的貿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