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流》創刊號，黎烈文親筆撰寫了一篇《獻詞》。這篇《獻詞》雖然隻字未提魯迅，也沒有直接引用魯迅的隻言片語，但字裏行間又無不體現了魯迅的文藝觀。比如第一段說明《中流》是“側重雜文隨筆的刊物”。這正是魯迅的主張，跟魯迅十年前創辦《莽原》周刊的宗旨一脈相承。第二段表示歡迎文藝範圍之內不同題材的作品，為讀者提供一桌百味雜陳的筵席。這也就是魯迅曆來對文藝家的要求：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隨意選擇自己能夠駕馭的題材，能寫什麼，就寫什麼。第三段特別強調“絕不向一切作家指定某種中心的主題”，這正是魯迅跟“國防文學”倡導者的重大分歧之一。魯迅在給黎烈文投寄的《“這也是生活”……》一文中諷刺道：“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這正表明了在“兩個口號論爭”中魯迅跟黎烈文立場的一致性。第四段指出並非大題目也可反映時代的苦悶，寫文章不一定要“激昂慷慨，或者痛哭流涕”。魯迅也一直反對“先前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兩地書·三二》）魯迅和黎烈文文章中這種不露痕跡的共鳴，充分表現出兩者之間的親密無間的關係。
魯迅認為，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中流》雜誌旗幟鮮明地貫徹了這一主張，在攸關是非的問題上毫不吞吞吐吐。粗略歸納一下，在《中流》創辦的十一個月中，開展的大論爭至少有五次。刊物在這五次論爭中所堅持的立場也就是魯迅的原則立場，所表達的觀點都符合魯迅的基本觀點。
一、茅盾與周揚之間關於“創作自由”的論爭。茅盾和魯迅都反對以創作“國防文學”作品作為文藝家聯合救國的資格，而認為文學家聯合的共同旗幟是“抗日救國”，在創作題材上“不限於國防文學”，“需要有更大的自由”。而周揚卻曲解茅盾的觀點，說什麼“創作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度的，絕對的創作自由說法是有害的幻想”。為此，茅盾撰寫了《“創作自由”不應曲解》一文予以澄清，刊登於《中流》創刊號。在《編後記》中，黎烈文肯定茅盾的文章“對於目前的文學運動含有很好的教訓”。
二、黎烈文與胡銘之間關於譯文的論爭。胡銘在《光明》半月刊第三期上翻譯了一篇紀德的《高爾基死了》。黎烈文指出這篇總共不過五百字的譯文有誤譯、漏譯，還憑空杜撰了一個“現實劇院”的名稱。黎烈文批評《光明》的編者沈啟予把關不嚴，實在太對不起紀德。胡銘在《光明》第八期進行答辯，說他是根據俄文轉譯的，絕對沒有錯。後經另一位翻譯者王敏證實，胡銘的俄譯固然有錯，但如果根據紀德的法文原作對照，誤譯之處更多，而黎烈文的譯文並沒有發現什麼錯誤。這次論爭表現出黎烈文對翻譯工作的謹嚴態度。這也正實踐了魯迅以“信”為主的翻譯主張。
在《中流》創刊號，黎烈文親筆撰寫了一篇《獻詞》。這篇《獻詞》雖然隻字未提魯迅，也沒有直接引用魯迅的隻言片語，但字裏行間又無不體現了魯迅的文藝觀。比如第一段說明《中流》是“側重雜文隨筆的刊物”。這正是魯迅的主張，跟魯迅十年前創辦《莽原》周刊的宗旨一脈相承。第二段表示歡迎文藝範圍之內不同題材的作品，為讀者提供一桌百味雜陳的筵席。這也就是魯迅曆來對文藝家的要求：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隨意選擇自己能夠駕馭的題材，能寫什麼，就寫什麼。第三段特別強調“絕不向一切作家指定某種中心的主題”，這正是魯迅跟“國防文學”倡導者的重大分歧之一。魯迅在給黎烈文投寄的《“這也是生活”……》一文中諷刺道：“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這正表明了在“兩個口號論爭”中魯迅跟黎烈文立場的一致性。第四段指出並非大題目也可反映時代的苦悶，寫文章不一定要“激昂慷慨，或者痛哭流涕”。魯迅也一直反對“先前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兩地書·三二》）魯迅和黎烈文文章中這種不露痕跡的共鳴，充分表現出兩者之間的親密無間的關係。
魯迅認為，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中流》雜誌旗幟鮮明地貫徹了這一主張，在攸關是非的問題上毫不吞吞吐吐。粗略歸納一下，在《中流》創辦的十一個月中，開展的大論爭至少有五次。刊物在這五次論爭中所堅持的立場也就是魯迅的原則立場，所表達的觀點都符合魯迅的基本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