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係教師的厲以寧在潛心研究西方經濟理論，以其特有的冷靜和敏銳觀察著中國的改革進程。1978年，厲以寧和老師羅誌如先生開始撰寫《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一書。他們研究了20世紀以來英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及其對英國經濟的影響，厲以寧發現，所謂“英國病”其實是畸形經濟結構、“福利”支出的大鍋飯包袱、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社會各階層的離心離德等的綜合症，而“社會主義試驗”、“國有化”、“計劃化”都不是英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英國病”其實在相當意義上也是“中國病”。從這時起厲以寧開始認識到，所有製改革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轉換具有關鍵意義，必須以新型所有製取代傳統所有製。
1980年4～5月，為了解決1700萬“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後的回城知識青年和320萬留城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了一個勞動就業座談會。當時作為北京大學經濟係副教授的厲以寧參加了這個會，並且在會上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一次來解決就業問題。這是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製。不過，這個建議在會議上並沒有得到響應。
3個月後，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厲以寧再次提出要實行股份製。這一次，厲以寧的提議得到了於光遠、童大林、馮蘭瑞、董輔礽等學者的讚同。當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人對經濟學和資源配置的理論並不熟，很多人僅僅把股份製作為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而沒有認識到股份製將重新構造微觀經濟的基礎。
1984年，厲以寧在安徽馬鞍山市作了《關於城市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論述了中國所有製改革的問題，包括企業發行股票、職工入股、組建公司集團、居民成為投資者和創業者等設想。也是從這時起，厲以寧就一直堅持認為所有製改革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和方向。
但是國有企業改革一波三折，許多理論問題有待突破。在1980年代後期，理論界開始了關於股份製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股份製是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這個大方向問題上。在這場爭論中，有的專家積極主張以股份製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目標和方向。提出股份製本身沒什麼社會性質，其性質取決於投資者的性質，二者的關係如同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一樣。股份製是一種符合商品經濟發展的企業組織形式，並不是資本主義製度所特有的，社會主義實行股份製並不意味著改變企業的公有製性質，而是以新型的公有製代替傳統的公有製。1986年9月，北大教授厲以寧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國所有製改革的設想》一文，從理論上詳細地討論了我國改革以後的所有製體係以及股份公司的構造。在厲以寧之後的一係列著作中，他仍然不斷地為國有企業股份製改造大聲疾呼。這一年，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介紹中國的文章，文章中把厲以寧稱為“股份先生”，消息傳到國內，“厲股份”的綽號不脛而走。
當時，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係教師的厲以寧在潛心研究西方經濟理論，以其特有的冷靜和敏銳觀察著中國的改革進程。1978年，厲以寧和老師羅誌如先生開始撰寫《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一書。他們研究了20世紀以來英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及其對英國經濟的影響，厲以寧發現，所謂“英國病”其實是畸形經濟結構、“福利”支出的大鍋飯包袱、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社會各階層的離心離德等的綜合症，而“社會主義試驗”、“國有化”、“計劃化”都不是英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英國病”其實在相當意義上也是“中國病”。從這時起厲以寧開始認識到，所有製改革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轉換具有關鍵意義，必須以新型所有製取代傳統所有製。
1980年4～5月，為了解決1700萬“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後的回城知識青年和320萬留城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了一個勞動就業座談會。當時作為北京大學經濟係副教授的厲以寧參加了這個會，並且在會上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企業也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一次來解決就業問題。這是厲以寧第一次提出股份製。不過，這個建議在會議上並沒有得到響應。
3個月後，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厲以寧再次提出要實行股份製。這一次，厲以寧的提議得到了於光遠、童大林、馮蘭瑞、董輔礽等學者的讚同。當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人對經濟學和資源配置的理論並不熟，很多人僅僅把股份製作為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政策，而沒有認識到股份製將重新構造微觀經濟的基礎。
1984年，厲以寧在安徽馬鞍山市作了《關於城市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論述了中國所有製改革的問題，包括企業發行股票、職工入股、組建公司集團、居民成為投資者和創業者等設想。也是從這時起，厲以寧就一直堅持認為所有製改革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