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格裏高利聖詠”、帕勒斯特裏那的《教皇瑪切爾彌撒曲》、蒙特威爾第的《奧菲歐》，我們可以體會到宗教的威嚴及其強大的滲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紀演變的脈絡；透過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我們可以聽到法蘭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驚心動魄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摧枯拉朽、無所畏懼；透過呂其明的《紅旗頌》，我們可以聽到中華民族粗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前仆後繼、赴湯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出他個人的悲涼的心情，而且能領悟出那個時代的痛苦的呻吟，領悟出俄羅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和內心掙紮；在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蘇聯衛國戰爭的慘烈、悲壯、崇高，不僅能看到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戰爭中的“所有亡魂”，不僅能體會出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悲傷之情，而且能體會出整個蘇聯人民的燃燒的激情……“音樂展示給我們的，是在表麵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續，是在世界的廢墟之中一種永恒精神的綻放。”（羅曼·羅蘭語）如果說哲學是為曆史留下的理論的反思，那麼，音樂就是為曆史留下的聲音的注解。在我看來，音樂是人類的“心情”，是社會的“表情”和曆史的回聲。
從表麵上看，哲學與音樂互不相幹，實際上，二者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哲學“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馮友蘭語），而“隻有對音樂傾倒的人才可完全稱作人”（歌德語）；哲學的目標是使人追求並“配得上最高尚的東西”（黑格爾語），而音樂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來”（亨德爾語）。“德國人是一個哲學民族”（馬克思語），如果說社會變革在英國首先表現為經濟運動，在法國首先表現為政治運動，那麼，在德國則首先表現為哲學運動，而“音樂是德國的語言”，“德國的最高表現，也許隻有通過音樂才能鮮明地表達出來”（雨果語）。
曆史上，黑格爾用哲學為法國大革命搖旗呐喊，貝多芬用音樂為法國大革命熱情謳歌。黑格爾專門研究過音樂的性質和“特殊定性”，其哲學思想不僅具有“巨大的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親切情感”，貝多芬專門到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其交響樂不僅具有“最深刻的親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學意義；不僅體現著貝多芬的“樂思”，而且體現著他的“反思”。如果說舒伯特是“音樂的詩人”，那麼，貝多芬則是“音樂的哲人”。
在現代，施特勞斯根據尼采深奧的“超人”哲學創造出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力圖運用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去演繹抽象的哲學形式；克爾凱郭爾在莫紮特的音樂中發現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爾凱郭爾關心莫紮特的“榮耀”甚於他自己的“幸福”，關心莫紮特的“不朽”甚於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據對音樂的研究寫出了《音樂哲學》，力圖在音樂這種藝術形式中發現超時空的精神；阿多諾則根據對勳伯格音樂的研究寫下了《新音樂哲學》，從音樂的社會內涵和思想傾向中發現了音樂的社會責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透過“格裏高利聖詠”、帕勒斯特裏那的《教皇瑪切爾彌撒曲》、蒙特威爾第的《奧菲歐》，我們可以體會到宗教的威嚴及其強大的滲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紀演變的脈絡；透過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我們可以聽到法蘭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驚心動魄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摧枯拉朽、無所畏懼；透過呂其明的《紅旗頌》，我們可以聽到中華民族粗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前仆後繼、赴湯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出他個人的悲涼的心情，而且能領悟出那個時代的痛苦的呻吟，領悟出俄羅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和內心掙紮；在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蘇聯衛國戰爭的慘烈、悲壯、崇高，不僅能看到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戰爭中的“所有亡魂”，不僅能體會出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悲傷之情，而且能體會出整個蘇聯人民的燃燒的激情……“音樂展示給我們的，是在表麵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續，是在世界的廢墟之中一種永恒精神的綻放。”（羅曼·羅蘭語）如果說哲學是為曆史留下的理論的反思，那麼，音樂就是為曆史留下的聲音的注解。在我看來，音樂是人類的“心情”，是社會的“表情”和曆史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