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漢始終實踐著他一貫推崇的“第一義詩人”的觀念，他的人和詩裏外相通一致，他的詩就是其人格的實踐活動，是捍守精神價值的一種鬥爭策略，是中國古代詩人一向推崇的人格修養的延續。與西方人重視詩歌史的恢宏和氣勢不同，中國詩人更看重的是人格的內斂，從屈原到嵇康和文天祥，從陶淵明到李白和杜甫，他們的偉大在於其輝煌人格與卓越詩品的完美融合。牛漢一生的創作經曆也是其人格不斷完善、豐盈的過程，經過各種磨礪後，逐漸完善了貫穿他一生的人格特征—堅執的反抗精神，也就是魯迅一向讚揚的“過客意識”。相對曆史而言，每個人都是芸芸眾生中的“過客”，然而，不同的作家對於自己在人生之旅上的過客意識，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不同的過客會選擇不同的生存方式。牛漢的“過客”意識從20世紀4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及至當下，從未間斷地延續著，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方式。20世紀40年代，詩人受鬱悶、彷徨、沮喪、期盼等多種情緒的影響，其作品中呈現出的“過客”意識並不十分清晰和自覺，詩人著重體現的是他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即革命探索精神。“文化大革命”時期，詩人的“過客”意識體現了特殊年代受難的悲劇意識和反叛的詩學立場，呈現出堅執的生命態度。80年代以來，滲透在其作品中的“過客”意識主要傾向於詩人向自己命運所發起的挑戰，側重於生命意誌和人格修養，同時，詩人有意識地強化了反抗個體命運的自主性，更加重視追求個體的獨立意識和詩歌主體性的改造。其筆下的意象多凝聚著詩人沉重而豐富的人生感悟，其中，帆船航海和進港的意象反複出現，大海是無岸的，航海的帆於生命的終極追求過程中體悟出生命的真諦。那些跋涉的詩歌意象體現了詩人的過客精神—於前行中體味生命、超越此在、實踐終極追求。
自20世紀80年代起，牛漢迎來生命的再生，重新踏出路的起點和方向的同時，他就已經將視覺伸向了遠方，帶著堅定的信念，詩人不再迷惘亦不用等待，他說：“我的一生也總想遠行br卻隻知道要尋求什麼br並不曉得躲避什麼”（《蒙田和我》）。曾經，評論《過客》時魯迅也說過：“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麵是深淵，荊棘，峽穀，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牛漢將這種大無畏的人格品性寄寓在荒漠中一隻跋涉的鷹形象中（《一隻跋涉的鷹》），在牛漢的很多詩作中，堅守著生命的陣地、與暴烈者展開不屈不撓搏戰的鷹不僅象征了詩人自身所具有的堅實的信念和頑強的意誌力，鷹的跋涉還喻指了詩人在創作中體驗到的創造生命的艱難和不斷突破自己的探索心態，他每寫一首詩就像鷹在飛翔和跋涉一樣。牛漢始終將詩歌創作的過程看作醞釀生命的過程，所以寫了一輩子詩歌，到了晚年，他仍感覺自己每寫一首詩仿佛都在寫生命中的第一首詩歌，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詩人的重要標誌之一。
牛漢始終實踐著他一貫推崇的“第一義詩人”的觀念，他的人和詩裏外相通一致，他的詩就是其人格的實踐活動，是捍守精神價值的一種鬥爭策略，是中國古代詩人一向推崇的人格修養的延續。與西方人重視詩歌史的恢宏和氣勢不同，中國詩人更看重的是人格的內斂，從屈原到嵇康和文天祥，從陶淵明到李白和杜甫，他們的偉大在於其輝煌人格與卓越詩品的完美融合。牛漢一生的創作經曆也是其人格不斷完善、豐盈的過程，經過各種磨礪後，逐漸完善了貫穿他一生的人格特征—堅執的反抗精神，也就是魯迅一向讚揚的“過客意識”。相對曆史而言，每個人都是芸芸眾生中的“過客”，然而，不同的作家對於自己在人生之旅上的過客意識，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不同的過客會選擇不同的生存方式。牛漢的“過客”意識從20世紀4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及至當下，從未間斷地延續著，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展方式。20世紀40年代，詩人受鬱悶、彷徨、沮喪、期盼等多種情緒的影響，其作品中呈現出的“過客”意識並不十分清晰和自覺，詩人著重體現的是他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即革命探索精神。“文化大革命”時期，詩人的“過客”意識體現了特殊年代受難的悲劇意識和反叛的詩學立場，呈現出堅執的生命態度。80年代以來，滲透在其作品中的“過客”意識主要傾向於詩人向自己命運所發起的挑戰，側重於生命意誌和人格修養，同時，詩人有意識地強化了反抗個體命運的自主性，更加重視追求個體的獨立意識和詩歌主體性的改造。其筆下的意象多凝聚著詩人沉重而豐富的人生感悟，其中，帆船航海和進港的意象反複出現，大海是無岸的，航海的帆於生命的終極追求過程中體悟出生命的真諦。那些跋涉的詩歌意象體現了詩人的過客精神—於前行中體味生命、超越此在、實踐終極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