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初，我寫了一首近百行的“詩”，讚頌奔走在抗日前線的戰士們，登在同班同學張允聲辦的牆報上，首次用穀風的筆名。寫這首詩，我內心並沒有抑製不住的衝動，而是覺得應該寫這樣一首歌頌全民抗戰的詩。空泛與稚拙是可以想見的。有一天，生活書店的薛經理對我說：“熱情倒是有的，但沒有什麼詩味。”我問他什麼是詩味，他回答說：“你應當多看艾青和田間的詩，跟著他們寫下去，慢慢地就會知道什麼是詩味了。”他這幾句話我幾十年來從未忘懷。此後我在報刊上專找艾青、田間的詩看。薛經理是南方人，圓圓的白皙的麵孔上總浮著沉靜的微笑，他可能是當時隴南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我、郗潭封和另一個比我們大好幾歲的同班同學（他去過陝北）作為一個小組受他領導。我們經常從生活書店後院的書庫裏選些書刊帶回學校閱讀，《七月》《文藝陣地》等文學刊物和延安的《新中華報》都能看到。我還看了幾本哲學、政治經濟學入門的書籍。每天清晨，三個人到城外跑7000米，準備有一天到前線打遊擊。我們從城門口跑到大象山下，繞“李廣故裏”的古老石碑一圈兒回到學校。一年之後，薛經理被國民黨逮捕，現在我連他的名字都忘了，但他那年輕而穩重的形象和說話的聲調一直記得清清楚楚。20世紀80年代初倪子明同誌告訴我，薛經理的本名薛天鵬，是一個詩迷，新中國成立前在上海為愛情而苦惱，跳黃浦江死了。我深深地感念他。他和趙增益都是平凡而有理想的人，我慶幸在少年時期就遇到了他們，得到正確的指引，使我一開始練習寫詩，就踏上一級堅實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