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0年起，我悄悄地向陝西甘肅的地方報刊投稿，大部分如石沉大海，隻有少數刊出。有一次我寄給重慶的《文學月刊》一首題作《西中國的長劍》的長詩，讚美中國西部少數民族的苦難和曆史業績，其中我寫到了成吉思汗的征戰沙漠的騎士（我的遠祖是其中的一員驍將，叫兀特兒）。詩稿退了回來，審稿的是詩人力揚，他給我寫了一封熱情的信，說詩寫得有想象力，情境是悲壯的，但結構太散漫，他建議我修改後務必再寄他看看。十多年之後，1954年在文化部召開的一次會上，力揚找到了我，問：“你是不是穀風？”我說是。他責備我當年沒有把詩稿改好寄他，他說他看過《鄂爾多斯草原》，認為不如《西中國的長劍》，後者有濃鬱的浪漫主義的奇異的色彩。我很感激他。當時真不知為什麼沒有修改《西中國的長劍》，而是另寫一首情境相似的《鄂爾多斯草原》寄給桂林的《詩創作》，出乎意料地被刊用了。在那幾個月（1941年秋到1942年春），我還寫了另一首長詩《草原牧歌》，登在西安出版的一個不為人注意的32開木土紙印的詩刊《匆匆》上。以上這三首詩顯示了相近的藝術情境，現在隻留下了《鄂爾多斯草原》，成為這一時期我的心情與追求的蹤跡。很明顯這三首詩在創作手法上受到了艾青的《北方》和萊蒙托夫的《童僧》的某些啟示。我摯愛田間早期的詩，由於生活境況不同，我無法學他，而形式的模仿總是失敗的。但艾青的詩卻容易追隨，容易吸取，他的詩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廣闊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