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作家劉震雲在對媒體談到他的新作《我叫劉躍進》時說：“最難的還是現實主義。”我很同意。現在的文學界已很少談什麼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了。其實，正是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現實生活的現實，才能幫你尋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現實。《金瓶梅》驗證了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奇聞，而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縮影。在中國小說史上，從誌怪、誌人到唐宋傳奇再到宋元話本，往往隻是社會奇聞的演繹，較少是社會的縮影，《金瓶梅》則絕非亂世奇情。他寫的雖有達官貴人的麵影，但更多的是“邊緣人物”卑瑣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態。在書中，即使是小人物，我們也能看到真切的生存狀態。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後發狠的行狀，下人在利益和尊嚴之間的遊移，男人經過義利之辨後選擇的竟是骨肉親情的決絕，小說寫來，層層遞進，完整清晰。至於書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兒為例，她何嚐不渴望走出陰影，隻是她總也沒走進陽光。
《金瓶梅》作者的高明，就在於他選取的題材決定他無須刻意寫出幾個悲劇人物，但小說中都有一股悲劇性潛流。因為我們從中清晰看到了一個人，一個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這一連串人物的毀滅的總和就預告了也象征了這個社會的必然毀滅。這種悲劇性是來自作者心靈中對墮落時代的悲劇意識。
冷峻的現實主義精神，對《金瓶梅》來說，絕不會因那一陣高一陣的欲望狂舞和性欲張揚的狂歡節而使它顯得鬧熱。事實上，《金瓶梅》絕不是一部令人感覺溫暖的小說，灰暗的色調一直遮蔽和浸染全書。《金瓶梅》一經進入主題，第一個鏡頭就是謀殺。武大郎被害，西門慶逍遙法外，一直到李瓶兒之死，西門慶暴卒，這種灰暗色調幾乎無處不在。它擠壓著讀者的胸膛，讓人感到呼吸空間的狹小。在那“另類”的“殺戮”中，血肉模糊，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臉，以及以命相搏的決絕，真的讓人感到黑暗無邊，而作者的情懷卻是冷峻沉靜而又蒼老。
於是《金瓶梅》和《紅樓夢》相加，構成了我們的小說史的一半。這是因為《紅樓夢》的偉大存在離不開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同樣《金瓶梅》也因它的別樹一幟，又不同凡響，和傳統小說的色澤太不一樣，同樣使它的偉大存在也離不開同《紅樓夢》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且不說，人們把《金》書說是《紅》書的祖宗)。如果從神韻和風致來看，《紅樓夢》充滿著詩性精神，那麼《金瓶梅》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說《紅樓夢》是青春的挽歌，那麼《金瓶梅》則是成人在步入晚景時對人生況味的反複咀嚼。一個是通體回旋著青春的天籟，一個則是充滿著滄桑感；一個是人生的永恒的遺憾，一個則是感傷後的孤憤。從小說詩學的角度觀照，《紅樓夢》是詩小說，小說詩；《金瓶梅》則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
當代著名作家劉震雲在對媒體談到他的新作《我叫劉躍進》時說：“最難的還是現實主義。”我很同意。現在的文學界已很少談什麼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了。其實，正是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現實生活的現實，才能幫你尋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現實。《金瓶梅》驗證了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奇聞，而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縮影。在中國小說史上，從誌怪、誌人到唐宋傳奇再到宋元話本，往往隻是社會奇聞的演繹，較少是社會的縮影，《金瓶梅》則絕非亂世奇情。他寫的雖有達官貴人的麵影，但更多的是“邊緣人物”卑瑣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態。在書中，即使是小人物，我們也能看到真切的生存狀態。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後發狠的行狀，下人在利益和尊嚴之間的遊移，男人經過義利之辨後選擇的竟是骨肉親情的決絕，小說寫來，層層遞進，完整清晰。至於書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兒為例，她何嚐不渴望走出陰影，隻是她總也沒走進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