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電影節的悠久，戛納電影節的人氣，柏林電影節的專業，世界三大電影節關注度始終超然，即使近年來三大電影節的影響格局略有變化，但他們身上的光芒還是耀眼。自從2004年多倫多電影節的崛起之後，世界三大電影節悄然正在往“四大”轉變，而這第四影展，就是新貴多倫多電影節。
第四影展的崛起，與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提前有直接關係，而電影節和奧斯卡之間的關係，還要追述到一個專有名詞，“衝奧”，這並不是代表著衝擊奧運會，而是衝擊奧斯卡，“衝奧”相伴而來的就是學院公關，也就是讓韋恩斯坦兄弟揚名立萬的人際交往手段。
學院公關其實不是從來就有的，“衝奧”一詞更是聞所未聞，這一切都是伴隨著1999年第七十一屆奧斯卡上，米拉麥克斯的“莎翁情史”戰勝了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壯舉而出現的，哈維-韋恩斯坦用他的吸引眼球的戰術一次又一次地將巨人絆倒。從此，每年的頒獎季從十二月開始演唱到整個後半年，奧斯卡從一場賽馬變成了馬拉鬆。頒獎季之中，作品的出色是第一要素，而學院公關則成為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如果將奧斯卡形容為電影世界中的一場年終總決賽，曆史優秀的歐洲三大電影節無疑就是三大滿貫般的崇高地位，而後起之秀的多倫多，依靠著其規模和影響力，逐漸在第四大滿貫的位置上站穩了腳跟。
多倫多電影節最大的特點在於它的容量，在於無所不包的“世界電影”，每年將近三百部電影上映，百分之九十都是北美首映。在多倫多，觀眾們買到的不僅是電影票，更是一台時光機，因為這意味著能比別人早上半年甚至一年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而對於普通英迷來說，這裏就像是一個探險節目，可以在這裏發現尚未被人熟知的瑰寶。想象一下，在這裏第一次遇見了屬於自己的宮崎駿、詹姆斯-卡梅隆、史蒂芬-斯皮爾伯格，那種伯樂的心態足以讓人飄飄欲仙。
由於沒有正式的競賽單元和電影市場，多倫多的氣氛比起三大電影節要輕鬆、自如許多。最重要的獎項“人民選擇獎”完全是觀眾投票的結果，這也使得多倫多電影節上，電影的主創人員與觀眾們無比地接近。而多倫多的觀眾，恰恰是世界上最熱情的觀眾，他們用一顆包容的心，把電影的主創人員送上了至高的地位。
當年，克裏斯托弗-諾蘭導演的“記憶碎片”在經曆了聖丹斯電影節的好評之後，但依舊沒有得到主流的認可，經過大半年之後，他又帶著這部作品來到了多倫多。克裏斯托弗-諾蘭回憶當初的情形時說道，“當我坐在多倫多的觀眾中，聽到他們以之中非常主流的方式接受這部影片——觀眾和故事之間建立起了非常明確和順暢的溝通關係。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可以在更大規模上繼續做這樣的事情。你可以拍一部大電影，讓人們理解它，回應它。”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提前一個月進行之前，大部分衝擊奧斯卡的作品會在十二月上映，因為剛好可以掙三個月的票房，用這筆錢支付打廣告的費用。現在，奧斯卡提前了一個月，這也就意味著作品的發行時間也將提前到十一月，那麼九月份舉行的多倫多電影節就成為了首映最合適的地方。多倫多電影節會有數不清的美國媒體——這就是多倫多比威尼斯占優勢的地方——來到這裏，平均有超過一千五百名的記者，會對電影進行最合適的報道。其後，電影再安排北美上映，順利衝擊奧斯卡，就變得順理成章起來。
從多倫多電影節最後的大獎“人民選擇獎”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屬於觀眾的電影節。
1987年，全球最著名的影評人之一、普利策獎獲得者羅傑-埃伯特從多倫多電影節發回報道，開篇第一句話是“據說多倫多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人均觀影程度，而電影節進行了五天之後，我開始相信了。”十年前，第一次參加戛納電影節的他，在卡爾頓酒店結識了一位朋友。這是一個留著大胡子、帶牛仔帽和抽古巴雪茄的男人，他熱情地邀請羅傑-埃伯特去參加當年九月份舉行的多倫多電影節。
這位達斯蒂-柯爾是多倫多電影節的四位創始人之一，他自稱是一名房地產商，但真正的工作似乎是結交每一個人。他在當年的戛納還邀請來了“洛杉磯時報”、“紐約日報”、“村之聲”等幾家美國權威媒體的影評人，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當時加拿大已經有了一個頗具國際影響力的蒙特利爾電影節，加拿大媒體對多倫多反應相當冷淡，幾乎沒有人進行報道。然後，達斯蒂-柯爾借助著自己的朋友，卻讓多倫多電影節從一開始就在美國媒體中造出了聲勢。當然，當時的所有人也想不到多倫多如今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