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謂吉之先，
不知我者謂凶之類。
故告之則反災於身，
不告之則稔禍於人。
主恩或忘，我懷靡臧。
雖死而告，為凶之防。
亦由桑妖於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
雉怪於鼎，懼而脩德，俾王之盛。
天聽甚邇，人言曷病！
被希聲之鳳皇，
亦見譏於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見傷於魯人。
風豈以譏而不靈？
麟豈以傷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
焚而可變，孰為英瓊？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學太倉之鼠兮，
何必仁為，豐食而肥？
倉苟竭兮，吾將安歸！
又不學荒城之狐兮，
何必義為，深穴而威？
城苟圯兮，吾將疇依！
……
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
愛於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無言兮是然。
這是九百多年前一個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
賦中“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兩句，範公在十年後（1046），在他最後被貶謫之後一年，作《嶽陽樓記》，充分發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當前此三年（1043）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範仲淹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裏說：
我國家革三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是他在那所謂“慶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一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進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
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範仲淹說的“憂於未形，恐於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
（紐約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