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愛國運動都沒有提出推翻清朝統治的口號。參加這些運動，甚至在這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上層資產階級分子（包括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紳士）毋寧說是企圖維護清朝統治的，他們不願意看到由於清朝統治的覆滅而造成劇烈的社會震蕩。發起四川保路運動的紳士就曾陷於這樣的矛盾中：他們既要求發動可能發動的群眾以張聲勢，又竭力要把群眾的行動限製在合法的範圍內。客觀事實的邏輯表明了，既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統治者發生尖銳的對立。從愛國運動中不可能不誘導出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
經過1900年事變（義和團、八國聯軍）和1901年的辛醜條約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手段發生了一個變化。參加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的政論敏銳地反映了這個變化。他在1901年寫的《滅國新法論》一文中指出，列強瓜分中國之說已經喊了十幾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人們以為他們很可能就此實行瓜分，不料他們的論調反而一變而為“保全支那”。是什麼緣故呢？梁啟超說：“彼以為今日而行瓜分也，則陷吾國民於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鉗製而鎮撫之者將有所不及”，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這是滅亡中國的新的辦法。所謂“保全中國”實際上是“保全”清朝這個腐朽政權的統治，對這點梁啟超也是懂得的。他說“苟使吾四萬萬人能自起而組織一政府，修其內治，充其實力，則白人將永不能染指於亞洲大陸”，這是列強所不願意看到的前景，它們隻願意中國有一個“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來間接統治中國。“使以列強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抗外敵，謂之為義士，為愛國，而鎮撫之也無名。使用本國政府之力間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為抗政府，謂之為亂民，為叛逆，而討伐之也有辭。故但以政府官吏為登場傀儡，而列強隱於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國之奴隸，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見奴於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啟超所講的這些是合乎事實的。固然在1900年以前中國已經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經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但清朝政府畢竟還不甘心於完全喪失自己的獨立地位。因此還發生了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而在1900年還虛偽地向外國“宣戰”。到了1900年以後，帝國主義相約實行所謂“門戶開放”、“保全中國”的政策，列強直接瓜分中國的危機暫時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強的“寬恕”，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國人民為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命運的鬥爭，就不能不表現為反對清朝政府的鬥爭。
這些愛國運動都沒有提出推翻清朝統治的口號。參加這些運動，甚至在這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上層資產階級分子（包括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紳士）毋寧說是企圖維護清朝統治的，他們不願意看到由於清朝統治的覆滅而造成劇烈的社會震蕩。發起四川保路運動的紳士就曾陷於這樣的矛盾中：他們既要求發動可能發動的群眾以張聲勢，又竭力要把群眾的行動限製在合法的範圍內。客觀事實的邏輯表明了，既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統治者發生尖銳的對立。從愛國運動中不可能不誘導出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運動。
經過1900年事變（義和團、八國聯軍）和1901年的辛醜條約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手段發生了一個變化。參加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的政論敏銳地反映了這個變化。他在1901年寫的《滅國新法論》一文中指出，列強瓜分中國之說已經喊了十幾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人們以為他們很可能就此實行瓜分，不料他們的論調反而一變而為“保全支那”。是什麼緣故呢？梁啟超說：“彼以為今日而行瓜分也，則陷吾國民於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鉗製而鎮撫之者將有所不及”，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這是滅亡中國的新的辦法。所謂“保全中國”實際上是“保全”清朝這個腐朽政權的統治，對這點梁啟超也是懂得的。他說“苟使吾四萬萬人能自起而組織一政府，修其內治，充其實力，則白人將永不能染指於亞洲大陸”，這是列強所不願意看到的前景，它們隻願意中國有一個“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來間接統治中國。“使以列強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抗外敵，謂之為義士，為愛國，而鎮撫之也無名。使用本國政府之力間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為抗政府，謂之為亂民，為叛逆，而討伐之也有辭。故但以政府官吏為登場傀儡，而列強隱於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國之奴隸，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見奴於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啟超所講的這些是合乎事實的。固然在1900年以前中國已經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經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但清朝政府畢竟還不甘心於完全喪失自己的獨立地位。因此還發生了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而在1900年還虛偽地向外國“宣戰”。到了1900年以後，帝國主義相約實行所謂“門戶開放”、“保全中國”的政策，列強直接瓜分中國的危機暫時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強的“寬恕”，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國人民為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命運的鬥爭，就不能不表現為反對清朝政府的鬥爭。
上引梁啟超的話和1903年著名的革命宣傳家陳天華所說現在的朝廷已成為“洋人的朝廷”是同樣的意思。在1901年到1902年梁啟超的確也表現過讚成革命的傾向，但不久他又回過頭去同他的老師康有為站在一起唱起反對革命的“保皇派”的調子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