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的興辦引起了種種評論。這些評論家，如王韜（1828—1897）、鄭觀應（1842—1923）、何啟（1858—1914）等人，或則曾在海外接觸資本主義文明，或則讀過某些西書，因而提出了比洋務派官員們更高明的見解。他們極力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仿行君主立憲製度。隻是在洋務正在大辦之時，洋務派躊躇滿誌，這些評論家的意見不大有人聽得進去罷了。
1895年對日戰爭失敗，新建海軍全部被毀，洋務在輿論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批評。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對洋務的批評尤其尖銳。梁啟超認為洋務派的政策是“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不能救國；康有為認為救亡要務在變法，“全變則強，小變仍亡”。顯然，這種批評洋務和要求變法的言論是愛國者的呼聲，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的呼喚。所謂“全變”，就是變封建製度為資本主義製度，可是那時民族資本剛誕生，還很微弱。據統計，截至1894年，全國近代廠礦企業僅72家（其中商辦企業53家），資本總額2000多萬元（其中商辦企業資本470多萬元），難說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新階級。維新派明確要求保護和獎勵發展工商業，自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發言，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適當的。過去我們讚許革命派，不適當地貶低了維新派。因為他們主張君主立憲而不是徹底推翻清朝統治，斥之為乞求點滴改良，這是不對的。資產階級的改革，有用暴力手段實現的，如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也有基本上是用和平手段實現的，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但在以資本主義製度代替封建製度這一根本點上，結果大致相同。所以不能認為隻有一種手段是有效的。從中國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看，應當承認，維新派和革命派都是資產階級的勇敢的先驅。維新誌士明知皇帝手無寸柄，政令不出國門，仍舊堅決擁護他實行變法，抱定不怕犧牲的精神，赤手空拳與當權的頑固派鬥爭，終於引發了不可阻擋的曆史變革的潮流。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對變法提出最尖銳的指責是說：“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這話從反麵揭示了變法維新確是一場決死的搏鬥。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屬於資產階級的實業家們，特別是他們中的上層分子，對這場壯烈的搏鬥竟視為冒險而感到異常危懼和猶疑。試以資本家張謇為例，他就是維新運動的反對者。他在自訂年譜中記述當時情況說：“在京聞康有為與梁啟超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法變也。至是張甚。事固必不成，禍之所屆，亦不可測。”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何等激切，而資本家們又何其持重！造成資產階級本身及其代言人之間的這種顯著的不同，根本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把切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們的代言人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發展資本主義，在這些代言人看來，隻是挽救民族危機的途徑。可見，不是資產階級一階級的利益，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才是他們行動的直接動機。這種矛盾現象，在考察資產階級革命黨同資產階級本身的關係時，可以發現是同樣觸目的。
洋務的興辦引起了種種評論。這些評論家，如王韜（1828—1897）、鄭觀應（1842—1923）、何啟（1858—1914）等人，或則曾在海外接觸資本主義文明，或則讀過某些西書，因而提出了比洋務派官員們更高明的見解。他們極力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仿行君主立憲製度。隻是在洋務正在大辦之時，洋務派躊躇滿誌，這些評論家的意見不大有人聽得進去罷了。
1895年對日戰爭失敗，新建海軍全部被毀，洋務在輿論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批評。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對洋務的批評尤其尖銳。梁啟超認為洋務派的政策是“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不能救國；康有為認為救亡要務在變法，“全變則強，小變仍亡”。顯然，這種批評洋務和要求變法的言論是愛國者的呼聲，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的呼喚。所謂“全變”，就是變封建製度為資本主義製度，可是那時民族資本剛誕生，還很微弱。據統計，截至1894年，全國近代廠礦企業僅72家（其中商辦企業53家），資本總額2000多萬元（其中商辦企業資本470多萬元），難說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新階級。維新派明確要求保護和獎勵發展工商業，自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發言，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適當的。過去我們讚許革命派，不適當地貶低了維新派。因為他們主張君主立憲而不是徹底推翻清朝統治，斥之為乞求點滴改良，這是不對的。資產階級的改革，有用暴力手段實現的，如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也有基本上是用和平手段實現的，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但在以資本主義製度代替封建製度這一根本點上，結果大致相同。所以不能認為隻有一種手段是有效的。從中國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看，應當承認，維新派和革命派都是資產階級的勇敢的先驅。維新誌士明知皇帝手無寸柄，政令不出國門，仍舊堅決擁護他實行變法，抱定不怕犧牲的精神，赤手空拳與當權的頑固派鬥爭，終於引發了不可阻擋的曆史變革的潮流。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對變法提出最尖銳的指責是說：“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這話從反麵揭示了變法維新確是一場決死的搏鬥。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屬於資產階級的實業家們，特別是他們中的上層分子，對這場壯烈的搏鬥竟視為冒險而感到異常危懼和猶疑。試以資本家張謇為例，他就是維新運動的反對者。他在自訂年譜中記述當時情況說：“在京聞康有為與梁啟超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法變也。至是張甚。事固必不成，禍之所屆，亦不可測。”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何等激切，而資本家們又何其持重！造成資產階級本身及其代言人之間的這種顯著的不同，根本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把切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他們的代言人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發展資本主義，在這些代言人看來，隻是挽救民族危機的途徑。可見，不是資產階級一階級的利益，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才是他們行動的直接動機。這種矛盾現象，在考察資產階級革命黨同資產階級本身的關係時，可以發現是同樣觸目的。
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民族資本一度取得較為顯著的發展。
從1895年到1904年十年間，全國興辦廠礦企業共168家，資本3397萬餘元；而從1905年到1908年四年間，全國增設廠礦企業238家，資本6121萬餘元。資本主義有了新的發展，資產階級的力量也有所增加。據統計，從1903年到1905年全國各地建立商會組織共25處，而1906年新設商會69處，1906年為75處，1908年更達96處。商會是資產階級的初步組織形式。任何階級隻有組織起來才可能從事起碼的政治活動。庚子事變之後，清政府被迫實行新政，提倡商辦（或官督商辦）鐵路，抽捐認股、籌集資金，首先以工商界為對象，迫使他們不能不建立團體以維護切身利益，並由此逐漸卷入政治生活。但實業家的政治態度是保守的。他們害怕革命，反對革命，總是期望在最少動亂和最少痛苦的情況下謀求改革。這不僅是少數大資本家的態度，一般資本家也都本能地傾向於這種態度。後來的國會請願運動之所以發展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就是因為資產階級相當普遍地支持立憲運動。絕大多數地方的商會，成為這一運動的重要支持力量。當然，這並不排除某些資本家在一定條件下同革命黨人發生聯係，甚至加入革命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