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清政府還鼓勵各地商人成立商會等各種社團，以消除隔膜，加強官商聯係。1902年，受命在上海與各國代表修訂商約的盛宣懷即曾上奏朝廷，說明中國自開埠以來群力渙散，“揣厥由來，實亦官府未得保護提倡之法，上下各不相謀所致。遠規西法，近采輿論，商會之設，誠非緩圖”。是年底，上海即成立了商業會議公所。次年天津也成立了商務公所，但這還不是嚴格意義的近代商會組織，隻能說是官辦商務局向商辦商會的過渡。1904年元月，商部奏勸辦商會酌擬簡明章程折，更進一步闡明：“縱覽東西諸國，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戰角勝，馴致富強。而揆厥由來，實皆得力於商會……現在體察情形，力除隔閡，必先使各商有整齊劃一之規，而後臣部可以盡保護維持之力。則今日當務之急，非設立商會不為功。”經奏準頒行的《商會簡明章程》規定：凡屬商務繁富之區，不論係省垣或城埠，均設立商務總會，商務稍次之中小城市則設商務分會。“商會總、協理有保商振商之責”，凡商人不能伸訴各事，可“體察屬實，於地方衙門代為秉公伸訴”。
毫無疑問，清政府由抑商困商一變而為獎商褒商，並倡導成立商會，這對於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和各種商人社團的興起，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商人社團的出現和組織程度的增強，以及在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趨顯著，還有賴於其自身經濟實力的擴大和政治上的逐漸成熟。因此，20世紀初期商人的經濟狀況和思想意識的變化，也是需要著重探討的重要因素。
及至清末，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的形象已初露端倪。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會環境，決定了在民族資產階級隊伍中占主導地位的不是工業資本家，而是商業資本家。其原因在於，近代中國的民族工業雖在19世紀70年代即已產生，但主要靠從國外引進移植機器設備，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種種限製束縛，始終技術落後，基礎薄弱，無法建立一整套獨立的工業體係，因而至多隻能鵝行鴨步、蹣跚緩慢地躑躅前行，而中國近代的新式商業，更早在鴉片戰爭之後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先於民族工業開始逐漸出現。民族近代工業產生後，商業也仍然保持著某種領先和獨立發展的趨勢，並未按常規從屬於民族工業。商人不但可以靠銷售民族工業產品分割一部分利潤，而且還能從帝國主義日趨擴大的對華殖民地貿易中，通過銷售外國產品源源不斷地獲得比較可觀的收入。所以，相對於落後緩慢的工業而言，商業能夠保持較高的利潤，獲得較快的發展。這樣，中國的資本主義即隨之出現了工業極不發達，商業畸形發展的特殊經濟格局。與此相應，資產階級隊伍在成員構成上，也形成了商業資本家大大超過工業資本家的顯著特點。
除此之外，清政府還鼓勵各地商人成立商會等各種社團，以消除隔膜，加強官商聯係。1902年，受命在上海與各國代表修訂商約的盛宣懷即曾上奏朝廷，說明中國自開埠以來群力渙散，“揣厥由來，實亦官府未得保護提倡之法，上下各不相謀所致。遠規西法，近采輿論，商會之設，誠非緩圖”。是年底，上海即成立了商業會議公所。次年天津也成立了商務公所，但這還不是嚴格意義的近代商會組織，隻能說是官辦商務局向商辦商會的過渡。1904年元月，商部奏勸辦商會酌擬簡明章程折，更進一步闡明：“縱覽東西諸國，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戰角勝，馴致富強。而揆厥由來，實皆得力於商會……現在體察情形，力除隔閡，必先使各商有整齊劃一之規，而後臣部可以盡保護維持之力。則今日當務之急，非設立商會不為功。”經奏準頒行的《商會簡明章程》規定：凡屬商務繁富之區，不論係省垣或城埠，均設立商務總會，商務稍次之中小城市則設商務分會。“商會總、協理有保商振商之責”，凡商人不能伸訴各事，可“體察屬實，於地方衙門代為秉公伸訴”。
毫無疑問，清政府由抑商困商一變而為獎商褒商，並倡導成立商會，這對於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和各種商人社團的興起，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商人社團的出現和組織程度的增強，以及在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趨顯著，還有賴於其自身經濟實力的擴大和政治上的逐漸成熟。因此，20世紀初期商人的經濟狀況和思想意識的變化，也是需要著重探討的重要因素。
及至清末，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的形象已初露端倪。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會環境，決定了在民族資產階級隊伍中占主導地位的不是工業資本家，而是商業資本家。其原因在於，近代中國的民族工業雖在19世紀70年代即已產生，但主要靠從國外引進移植機器設備，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種種限製束縛，始終技術落後，基礎薄弱，無法建立一整套獨立的工業體係，因而至多隻能鵝行鴨步、蹣跚緩慢地躑躅前行，而中國近代的新式商業，更早在鴉片戰爭之後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先於民族工業開始逐漸出現。民族近代工業產生後，商業也仍然保持著某種領先和獨立發展的趨勢，並未按常規從屬於民族工業。商人不但可以靠銷售民族工業產品分割一部分利潤，而且還能從帝國主義日趨擴大的對華殖民地貿易中，通過銷售外國產品源源不斷地獲得比較可觀的收入。所以，相對於落後緩慢的工業而言，商業能夠保持較高的利潤，獲得較快的發展。這樣，中國的資本主義即隨之出現了工業極不發達，商業畸形發展的特殊經濟格局。與此相應，資產階級隊伍在成員構成上，也形成了商業資本家大大超過工業資本家的顯著特點。
據有關文獻記載，在近代工業始終獨步一時的上海，1908年也隻有工廠、交通水電企業和手工工場2912戶，並且其中絕大部分為手工工場和作坊。嚴格意義上的近代工廠隻有很少一部分，而各種商號卻多達7700戶。在廣東，直至民國初年也隻有工廠和手工工場2426家，其中同樣以手工工場占絕大多數，近代規模的工廠僅136家，而各種店鋪在1910年的廣州一埠已達到27524戶。通商大埠的情況尚且如此，其他一些地區更是可想而知；就單個企業的資本而言，工廠一般較諸商號為多，但從全國的資本總額看，商業資本仍居絕對優勢。例如商業資本中的錢莊一項，在1912年總額即達75099千元，而工業資本總額僅54804千元，相差兩千多萬元。如將錢莊和典當業資本二項相加，總額更高至164354千元，超過工業資本總額一億一千多萬元，為其三倍之多。另據唐傳泗、徐鼎新兩位同誌研究估算，不包括各項金融資本在內，單純經營商品的商業資本在1912年也多達370000千元，超過工業資本總量的6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