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上述情況，本文擬就華興會的若幹問題作某些探索，以求教於史學界先進。
一、華興會的成立及其組織係統
華興會的曆史，正規地說起來，是從1903年11月到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前的短短幾年。它的領導者就是黃興。尋根溯源，華興會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它和20世紀初期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20世紀初年，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國興起了一股興學堂、派遊學的熱潮。當時因為日本離中國路程較近，需費較少，故一時間“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東負籍，絡繹不絕”。湖南是較早派出留日學生的省份之一，且負籍東渡者極一時之盛。據不完全統計，1901年在日本各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271人，其中湘籍學生19人；1902年在日本的留學生約有573人，其中湘籍學生42人；1903年中國留學生總數約1400人，其中湘籍學生130人；1904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校人數增至2395人，其中湘籍學生373人，占全部留日學生的11％強。
隨著留日學生駸駸而東，累年以增，留日學生始於1902年春間公設“清國留學生會館”，以便在所有留日學生中“聯絡情誼，交換智識”。熱愛鄉上的各省留日學生，亦紛紛開始籌設同鄉會之類的組織。湖南遊學同鄉會由黃興、楊篤生、楊度等人發起，於1902年夏秋間成立。這些湖南籍學生開會聚談的地點大多在東京飯田町楊度寓所，因此，時人稱楊度之寓所為“湖南會館”或“留日學生俱樂部”。到次年春間，則先後有湖北、浙江、直隸、江蘇等省留學生成立同鄉會。這些同鄉會的成立，在當時不過出於留學生的愛國心、愛鄉心，其宗旨多“以篤厚鄉誼為主”。這種以愛鄉相標榜的結社活動，還不能算是什麼革命團體。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同鄉會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政治色彩也逐漸濃厚起來，在聚集革命同誌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方麵，起過一定的作用。
湖南同鄉會成立後，黃興、楊篤生等人又於是年11月，以同鄉會名義發刊《遊學譯編》雜誌，“專譯東書、東報”，鼓吹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最早團結了一批進步的湘籍留日學生。其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華興會的發起人和重要骨幹。
當時黃興就讀的弘文學院，是一所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代興教育”性質的學校，雖然開辦還隻一年，但湘籍學生為數眾多。於是黃興又在校內選擇一些堅貞可靠的湘籍同學秘密組織“土曜會”，“每屆星期輒糾合黨眾開秘密會議，先生（按：指黃興）登台演說，痛詆滿人之罪狀，聲淚俱下，鹹為之動容”。據參加過此會的石陶鈞回憶：“每會黃（興）必來領導，以軍國民的路線相號召”，鼓勵同學以“身力”救國，“挺身殺敵”，“以破壞現狀為出路”。可以說，土矅會是華興會最初的雛形。因此，馮自由在他的著作中，有時也把華興會最初成立的地點，誤說成是“日本東京”。
基於上述情況，本文擬就華興會的若幹問題作某些探索，以求教於史學界先進。
一、華興會的成立及其組織係統
華興會的曆史，正規地說起來，是從1903年11月到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前的短短幾年。它的領導者就是黃興。尋根溯源，華興會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它和20世紀初期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20世紀初年，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國興起了一股興學堂、派遊學的熱潮。當時因為日本離中國路程較近，需費較少，故一時間“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東負籍，絡繹不絕”。湖南是較早派出留日學生的省份之一，且負籍東渡者極一時之盛。據不完全統計，1901年在日本各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271人，其中湘籍學生19人；1902年在日本的留學生約有573人，其中湘籍學生42人；1903年中國留學生總數約1400人，其中湘籍學生130人；1904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校人數增至2395人，其中湘籍學生373人，占全部留日學生的11％強。
隨著留日學生駸駸而東，累年以增，留日學生始於1902年春間公設“清國留學生會館”，以便在所有留日學生中“聯絡情誼，交換智識”。熱愛鄉上的各省留日學生，亦紛紛開始籌設同鄉會之類的組織。湖南遊學同鄉會由黃興、楊篤生、楊度等人發起，於1902年夏秋間成立。這些湖南籍學生開會聚談的地點大多在東京飯田町楊度寓所，因此，時人稱楊度之寓所為“湖南會館”或“留日學生俱樂部”。到次年春間，則先後有湖北、浙江、直隸、江蘇等省留學生成立同鄉會。這些同鄉會的成立，在當時不過出於留學生的愛國心、愛鄉心，其宗旨多“以篤厚鄉誼為主”。這種以愛鄉相標榜的結社活動，還不能算是什麼革命團體。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同鄉會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政治色彩也逐漸濃厚起來，在聚集革命同誌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方麵，起過一定的作用。
湖南同鄉會成立後，黃興、楊篤生等人又於是年11月，以同鄉會名義發刊《遊學譯編》雜誌，“專譯東書、東報”，鼓吹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最早團結了一批進步的湘籍留日學生。其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華興會的發起人和重要骨幹。
當時黃興就讀的弘文學院，是一所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代興教育”性質的學校，雖然開辦還隻一年，但湘籍學生為數眾多。於是黃興又在校內選擇一些堅貞可靠的湘籍同學秘密組織“土曜會”，“每屆星期輒糾合黨眾開秘密會議，先生（按：指黃興）登台演說，痛詆滿人之罪狀，聲淚俱下，鹹為之動容”。據參加過此會的石陶鈞回憶：“每會黃（興）必來領導，以軍國民的路線相號召”，鼓勵同學以“身力”救國，“挺身殺敵”，“以破壞現狀為出路”。可以說，土矅會是華興會最初的雛形。因此，馮自由在他的著作中，有時也把華興會最初成立的地點，誤說成是“日本東京”。
1903年4月，沙俄帝國主義違約不撤走它在1900年侵入中國東北的軍隊，企圖永遠強占我國東北三省，國內和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這場“拒俄運動”，對以反清為主要內容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潮的形成，對華興會及其他革命小團體乃至中國同盟會的成立，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在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中，中國留日學生先是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旋改名“學生軍”），向清政府“請纓抗俄”。但是清政府悍然勾結日本政府強行製止，並查辦歸國學生。拒俄有罪，愛國無門，嚴酷的現實給予這些熱血滿腔的留學生以極大的刺激。許多學生“以報國無路，莫不義憤填膺，痛哭流涕”，“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學生軍”這一拒俄愛國的組織轉變為反清革命的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湘籍留日學生大部分參加了當時的拒俄運動。陳天華在拒俄運動初起時，眼見沙俄橫暴，“痛不欲生，以力薄，不足以鼓動全國，遂欲先奪湖南而誓師，而作《敬告湖南人》一文，讀者無不墜淚”。當學生軍被迫解散後，黃興從根本上認識到：“中國大局，破壞已達極點，今而後惟有實行革命，始可救危亡於萬一耳”，從而積極參加了軍國民教育會的活動。他還和楊篤生、周來蘇、蘇鵬等湘籍學生，“於會中密組一暗殺團”，“研究爆炸物十餘種，欲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