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書的保存，也被看作一件大事。同盟會第一次開會時，“會眾簽署盟書後，總理遂領導各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如禮。誓畢，總理謂：‘在幹事會未成立前，眾人盟書暫由我保管。我之盟書則請諸君舉一人保管。’眾推黃興任之”。本部成立後，入會者的盟書即由本部保管。海外各地（如新加坡等），會員亦“以其盟書交庶務幹事，由庶務幹事轉交會長收存，以時寄達本部”。至於內地，則“以郵寄不便，且絕對秘密，故多暗中焚毀，並少報告。本部隻就近機關主持者明其大概而已”。
對填寫盟書一事看得如此鄭重，這顯然是受著傳統的秘密會黨的影響。
而在填寫盟書入會以後，就很少再受組織的約束。如果不是擔任同盟會的職員，或者自己積極參與同盟會的活動，一般就沒有固定的組織生活，也不受什麼組織紀律的限製。許多人所謂是同盟會的會員，其實隻是指他們曆史上曾履行手續、參加過同盟會，而不是指他們以後一直還和同盟會的組織保持著聯係。
留學生中，雖然成立各省分會，但分會本身缺乏經常的活動。分會長的任務，隻是“專司本省留學界之入會主盟事務”。胡漢民1906年所寫的《星洲同誌分幫原因及辦法》描述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實際情況說：“會員已滿數百人，不能開會員大會。”“既不能開會員大會，則有如下之弊端：（甲）會員不相聚集，往住雖屬同誌，亦不識麵，且不知為何人。（乙）分會有事欲告會員，無從通消息。（丙）會員情誼不親”。至於內地，同盟會處於秘密狀態，組織狀況更為散漫。1910年倪映典等在廣東新軍中發展同盟會會員，號稱達到全軍人數的三分之一。但臨到發動起義時，軍隊內部完全是一盤散沙，根本弄不清誰是同盟會會員，也看不到同盟會組織有什麼活動。
各個同盟會會員，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通常隻是本著自己的認識和彼此間的曆史關係，共謀進行某一活動，或是各行其是，自由行動。甚至連同盟會本部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行動和進退出處，也往往由本人隨心所欲去做，或出於朋友情商，並不受組織的多少約束。讀讀宋教仁的日記，對這一點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民報》社初成立時，張繼（溥泉）為編輯人兼發行人；宋教仁為庶務幹事，負責報社的經理工作。《日記》1906年1月12日條載：“時餘久有心辭退《民報》事以求學。紹先乃勸餘進早稻田大學，餘亦是之。”21日條：“邀宋海南俱來。時餘既定計出《民報》社，而無人繼之，乃與海南商，欲海南繼為《民報》庶務幹事，海南尚未即應允也。”27日條：“宋海南來。餘與談《民報》社事，彼已允當幹事，但不來住社內雲。遂定議焉。”2月7日條：“至《民報》社，值張溥泉不在，寫一信責其太不理事。”27日條：“巳初至《民報》社，晤張溥泉。時溥泉願往爪哇去。餘遂邀溥泉同至邱心榮寓。溥泉與邱心榮乃直接言定焉。”3月1日條：“七時至《民報》社，與張溥泉餞行。偕何小柳、前田氏同至鳳樂園晚餐，九時散。溥泉明日起行，約明日上十時同攝影焉。”3日條：“七時朱鳳梧來，邀餘同至《民報》社坐談良久，商張溥泉去後之善後事。十時回。”就連同盟會本部職員的就任和辭去，也常類於兒戲。宋教仁日記1906年4月17日條：“下午朱鳳梧來，言□□會（按即同盟會）亟需餘為經理幹事，餘辭不肯。彼再三言之，並言昨日開會已經報告。餘言現尚有二職，何能兼任？彼言二職均可辭退，惟此必須擔任；且此亦甚閑散，斷無煩多之事也。餘思既可以二易一，則就此亦無妨，遂允之。”1907年1月4日條：“九時至《民報》社坐良久，黃慶午言明日往□□去，將有起義之舉。此間庶務幹事欲交餘代理，並屬餘可遷至伊處居之雲雲。餘思餘現在養病，既不能作他事；慶午此去，關係甚重，若不應之，殊為非是；且此職現亦無多事，亦可任也，遂應之。下午四時回。夜八時至孫逸仙寓，慶午亦在。逸仙與餘言代理庶務事，餘問其一切事務如何，逸仙不多言。及餘坐良久，遂辭去，至《民報》社宿焉。”本部在組織上散漫如此，其他地方組織的狀況自然更可想見。
盟書的保存，也被看作一件大事。同盟會第一次開會時，“會眾簽署盟書後，總理遂領導各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如禮。誓畢，總理謂：‘在幹事會未成立前，眾人盟書暫由我保管。我之盟書則請諸君舉一人保管。’眾推黃興任之”。本部成立後，入會者的盟書即由本部保管。海外各地（如新加坡等），會員亦“以其盟書交庶務幹事，由庶務幹事轉交會長收存，以時寄達本部”。至於內地，則“以郵寄不便，且絕對秘密，故多暗中焚毀，並少報告。本部隻就近機關主持者明其大概而已”。
對填寫盟書一事看得如此鄭重，這顯然是受著傳統的秘密會黨的影響。
而在填寫盟書入會以後，就很少再受組織的約束。如果不是擔任同盟會的職員，或者自己積極參與同盟會的活動，一般就沒有固定的組織生活，也不受什麼組織紀律的限製。許多人所謂是同盟會的會員，其實隻是指他們曆史上曾履行手續、參加過同盟會，而不是指他們以後一直還和同盟會的組織保持著聯係。
留學生中，雖然成立各省分會，但分會本身缺乏經常的活動。分會長的任務，隻是“專司本省留學界之入會主盟事務”。胡漢民1906年所寫的《星洲同誌分幫原因及辦法》描述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實際情況說：“會員已滿數百人，不能開會員大會。”“既不能開會員大會，則有如下之弊端：（甲）會員不相聚集，往住雖屬同誌，亦不識麵，且不知為何人。（乙）分會有事欲告會員，無從通消息。（丙）會員情誼不親”。至於內地，同盟會處於秘密狀態，組織狀況更為散漫。1910年倪映典等在廣東新軍中發展同盟會會員，號稱達到全軍人數的三分之一。但臨到發動起義時，軍隊內部完全是一盤散沙，根本弄不清誰是同盟會會員，也看不到同盟會組織有什麼活動。
各個同盟會會員，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通常隻是本著自己的認識和彼此間的曆史關係，共謀進行某一活動，或是各行其是，自由行動。甚至連同盟會本部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行動和進退出處，也往往由本人隨心所欲去做，或出於朋友情商，並不受組織的多少約束。讀讀宋教仁的日記，對這一點會留下深刻的印象。《民報》社初成立時，張繼（溥泉）為編輯人兼發行人；宋教仁為庶務幹事，負責報社的經理工作。《日記》1906年1月12日條載：“時餘久有心辭退《民報》事以求學。紹先乃勸餘進早稻田大學，餘亦是之。”21日條：“邀宋海南俱來。時餘既定計出《民報》社，而無人繼之，乃與海南商，欲海南繼為《民報》庶務幹事，海南尚未即應允也。”27日條：“宋海南來。餘與談《民報》社事，彼已允當幹事，但不來住社內雲。遂定議焉。”2月7日條：“至《民報》社，值張溥泉不在，寫一信責其太不理事。”27日條：“巳初至《民報》社，晤張溥泉。時溥泉願往爪哇去。餘遂邀溥泉同至邱心榮寓。溥泉與邱心榮乃直接言定焉。”3月1日條：“七時至《民報》社，與張溥泉餞行。偕何小柳、前田氏同至鳳樂園晚餐，九時散。溥泉明日起行，約明日上十時同攝影焉。”3日條：“七時朱鳳梧來，邀餘同至《民報》社坐談良久，商張溥泉去後之善後事。十時回。”就連同盟會本部職員的就任和辭去，也常類於兒戲。宋教仁日記1906年4月17日條：“下午朱鳳梧來，言□□會（按即同盟會）亟需餘為經理幹事，餘辭不肯。彼再三言之，並言昨日開會已經報告。餘言現尚有二職，何能兼任？彼言二職均可辭退，惟此必須擔任；且此亦甚閑散，斷無煩多之事也。餘思既可以二易一，則就此亦無妨，遂允之。”1907年1月4日條：“九時至《民報》社坐良久，黃慶午言明日往□□去，將有起義之舉。此間庶務幹事欲交餘代理，並屬餘可遷至伊處居之雲雲。餘思餘現在養病，既不能作他事；慶午此去，關係甚重，若不應之，殊為非是；且此職現亦無多事，亦可任也，遂應之。下午四時回。夜八時至孫逸仙寓，慶午亦在。逸仙與餘言代理庶務事，餘問其一切事務如何，逸仙不多言。及餘坐良久，遂辭去，至《民報》社宿焉。”本部在組織上散漫如此，其他地方組織的狀況自然更可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