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時代的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並不像民國十三年以後那樣有係統。當時孫逸仙沒有多少時間發揮，孫逸仙左右的人間有論述，彼此的意見也不一致。另外還有一些不在孫逸仙左右的人，對西方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初與民生主義一詞混用）作廣泛的介紹和鼓吹。故同盟會時代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大體上還隻是泛泛的思想，沒有嚴謹的界說。
《民報》所鼓吹的民族主義，可以汪兆銘的《民族的國民》和胡漢民的《排外與國際法》二文為代表。汪兆銘論述民族主義的對內部分，提倡民族的國家主義，主張以一民族建立一國家。所謂民族，包括同血係、同語言文字、同住一自然區域、同習慣、同宗教、同精神體質等要素，汪以為中國有史以來都是少數民族同化於多數民族，而建立國家；滿族與中國不同血係，複絕婚姻，無意同化於漢族，欲使漢族歸化亦無效，故兩百年來，滿漢二族的精神體質不少混淆；汪主張“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此一主張，與後來民族主義綱領中“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迥異。胡漢民論述民族主義的對外部分，他依據國際法上的領土主權、國家平等權、國家獨立權、國家自衛權等說，反對外人在中國租借土地、劃分勢力範圍。胡氏認為中國之排外，如像往日抱著內中國而外夷狄或仇外賤外的態度，自不合國際法；但中國是主權國家，自有權回複、保持並伸張中國的權利。時滿政府恐妨害國交，禁止排外，胡指出滿政府無禁止排外之資格，並聲言：“欲達吾人主張權利之目的，則莫如撲滿革命！”胡的想法，較清季從事收回利權運動的人為激烈，蓋收回利權運動者，大多隻注意到收回開礦權和鐵路建築權，而胡則提出了國家的領土權、平等權、獨立權和自衛權，後來民族主義中的“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綱領，當可追源到《排外與國際法》一文。
除《民報》外，同盟會時代的其他革命報刊，對民族主義很少有深刻的發揮，一般僅倡言民族獨立和收回利權而已！
《民報》所鼓吹的民權主義，以共和、民權、民主等詞表之。所謂共和，胡漢民指係與君主專製相反的國體，有貴族政體、民權政體和民權立憲政體三種形態，而中國革命的目標是民權立憲政體。中國要實行民權立憲政體的理由，據陳天華的意見，是因為中國的君主是滿人，滿不去則中國不能複興，另一方麵，中國國民有資格行民權，無需有君主。陳天華主張：立憲應從興民權、改民主入手。但陳天華像其他革命誌士宣傳民權主義者一樣，並沒有論及細節，蓋立憲派當時正鼓吹西方的代議製度，革命派的想法也許沒有超過代議製度的範圍。換句話說，在民權思想上，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並無很大的距離。
同盟會時代的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並不像民國十三年以後那樣有係統。當時孫逸仙沒有多少時間發揮，孫逸仙左右的人間有論述，彼此的意見也不一致。另外還有一些不在孫逸仙左右的人，對西方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初與民生主義一詞混用）作廣泛的介紹和鼓吹。故同盟會時代的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大體上還隻是泛泛的思想，沒有嚴謹的界說。
《民報》所鼓吹的民族主義，可以汪兆銘的《民族的國民》和胡漢民的《排外與國際法》二文為代表。汪兆銘論述民族主義的對內部分，提倡民族的國家主義，主張以一民族建立一國家。所謂民族，包括同血係、同語言文字、同住一自然區域、同習慣、同宗教、同精神體質等要素，汪以為中國有史以來都是少數民族同化於多數民族，而建立國家；滿族與中國不同血係，複絕婚姻，無意同化於漢族，欲使漢族歸化亦無效，故兩百年來，滿漢二族的精神體質不少混淆；汪主張“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此一主張，與後來民族主義綱領中“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迥異。胡漢民論述民族主義的對外部分，他依據國際法上的領土主權、國家平等權、國家獨立權、國家自衛權等說，反對外人在中國租借土地、劃分勢力範圍。胡氏認為中國之排外，如像往日抱著內中國而外夷狄或仇外賤外的態度，自不合國際法；但中國是主權國家，自有權回複、保持並伸張中國的權利。時滿政府恐妨害國交，禁止排外，胡指出滿政府無禁止排外之資格，並聲言：“欲達吾人主張權利之目的，則莫如撲滿革命！”胡的想法，較清季從事收回利權運動的人為激烈，蓋收回利權運動者，大多隻注意到收回開礦權和鐵路建築權，而胡則提出了國家的領土權、平等權、獨立權和自衛權，後來民族主義中的“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綱領，當可追源到《排外與國際法》一文。
除《民報》外，同盟會時代的其他革命報刊，對民族主義很少有深刻的發揮，一般僅倡言民族獨立和收回利權而已！
《民報》所鼓吹的民權主義，以共和、民權、民主等詞表之。所謂共和，胡漢民指係與君主專製相反的國體，有貴族政體、民權政體和民權立憲政體三種形態，而中國革命的目標是民權立憲政體。中國要實行民權立憲政體的理由，據陳天華的意見，是因為中國的君主是滿人，滿不去則中國不能複興，另一方麵，中國國民有資格行民權，無需有君主。陳天華主張：立憲應從興民權、改民主入手。但陳天華像其他革命誌士宣傳民權主義者一樣，並沒有論及細節，蓋立憲派當時正鼓吹西方的代議製度，革命派的想法也許沒有超過代議製度的範圍。換句話說，在民權思想上，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並無很大的距離。
《民報》所鼓吹的民生主義，為社會主義的一種，以土地國有為中心。據胡漢民的了解：社會主義以平經濟的階段為目的，分為共產主義和國產主義兩類，土地國有製為國產主義的一部分，中國古代的井田製度已見其規模。胡認為：土地國有的理由是土地為生產的要素，非人為造成，同於日光、空氣，本不當私有，故革命之後，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權，但經國家許可，有使用權。胡漢民所謂的國產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馮自由在香港《中國日報》著文，曾譯為“國家民生主義”，馮解釋土地國有（Land Nationalization）即平均地權，他並認為：附屬於土地的森林、礦山及交通機關等亦應國有。民生主義的含義，《民報》在與《新民叢報》論戰時有廣泛的發揮，容後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