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再概述國際局勢，強調鐵路在列強興起、強盛中的作用。從國際形勢再說到中國麵臨的險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鐵路的“九利”。對這“九利”，他不吝文字，詳細陳說，以期打動朝廷。具體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讚成劉銘傳的主張(其實，劉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
他當然明白，朝廷必然會擔心修路經費和主權問題，所以直陳由於所需資金龐大，無論是官還是商，都難以湊集，隻能向洋人借債。
但他強調，在借洋債時必須在合同中講明一切招工、采購材料及鐵路經營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而且還規定不許洋人附股，強調與海關無涉，由日後鐵路所收之利歸還借款。
然而，頑固派的反對更強烈，力量也更強大。有人上奏指責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曆代帝王及本朝列聖體國經野之法製，豈可輕易縱誕若此!”還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頑固派根本不從“技術”層麵反駁洋務派，而是將是否應當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層麵，從道德上否定修鐵路,使主張修鐵路者居於“不道德”的“道德劣勢”。
對鐵路,也要問一問是姓“君（主）”還是姓“共（和）”，對什麼器物都要問“姓”什麼的“性質”之爭，將技術問題道德化、意識形態化,也可說是中國的悠久傳統之一吧。
洋務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劉坤一以圓滑著稱，知道反對修鐵路者力量強大，所以上奏時態度模棱兩可，認為修與不修各有利弊，最後要求清廷飭令劉銘傳再仔細推敲修路的利弊後再作決定。
由於反對者力量強大，而洋務派又很難從“道德”、“意識形態”層麵反駁頑固派的詰難，所以清廷於1881年2月14日發布上諭：“迭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就這樣這次修鐵路的爭論以洋務派失敗結束，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再次受挫。
中國鐵路海軍造
1884年8月的中法馬江戰役，是中國近代海軍組建以來對外的第一仗，卻以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慘告結束。海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開始重視海軍建設。此前，海軍發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軍外，其餘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發展極其緩慢。
更重要且現在看來更難理解的是，全國竟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海軍指揮機關，各支水師皆由當地督撫管轄，本就很難協同作戰,而各督撫更將水師看做是自己的私產，極難統一調遣。簡單說，清廷仍是用管理傳統水師方法管理近代海軍，根本未意識到近代海軍裝備技術相當複雜，其管理難度遠非傳統水師可比，必須統一、係統管理。
然後，他再概述國際局勢，強調鐵路在列強興起、強盛中的作用。從國際形勢再說到中國麵臨的險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鐵路的“九利”。對這“九利”，他不吝文字，詳細陳說，以期打動朝廷。具體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讚成劉銘傳的主張(其實，劉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
他當然明白，朝廷必然會擔心修路經費和主權問題，所以直陳由於所需資金龐大，無論是官還是商，都難以湊集，隻能向洋人借債。
但他強調，在借洋債時必須在合同中講明一切招工、采購材料及鐵路經營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而且還規定不許洋人附股，強調與海關無涉，由日後鐵路所收之利歸還借款。
然而，頑固派的反對更強烈，力量也更強大。有人上奏指責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曆代帝王及本朝列聖體國經野之法製，豈可輕易縱誕若此!”還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頑固派根本不從“技術”層麵反駁洋務派，而是將是否應當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層麵，從道德上否定修鐵路,使主張修鐵路者居於“不道德”的“道德劣勢”。
對鐵路,也要問一問是姓“君（主）”還是姓“共（和）”，對什麼器物都要問“姓”什麼的“性質”之爭，將技術問題道德化、意識形態化,也可說是中國的悠久傳統之一吧。
洋務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劉坤一以圓滑著稱，知道反對修鐵路者力量強大，所以上奏時態度模棱兩可，認為修與不修各有利弊，最後要求清廷飭令劉銘傳再仔細推敲修路的利弊後再作決定。
由於反對者力量強大，而洋務派又很難從“道德”、“意識形態”層麵反駁頑固派的詰難，所以清廷於1881年2月14日發布上諭：“迭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就這樣這次修鐵路的爭論以洋務派失敗結束，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再次受挫。
中國鐵路海軍造
1884年8月的中法馬江戰役，是中國近代海軍組建以來對外的第一仗，卻以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慘告結束。海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開始重視海軍建設。此前，海軍發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軍外，其餘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發展極其緩慢。
更重要且現在看來更難理解的是，全國竟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海軍指揮機關，各支水師皆由當地督撫管轄，本就很難協同作戰,而各督撫更將水師看做是自己的私產，極難統一調遣。簡單說，清廷仍是用管理傳統水師方法管理近代海軍，根本未意識到近代海軍裝備技術相當複雜，其管理難度遠非傳統水師可比，必須統一、係統管理。
對此種狀況的危害，李鴻章十分清楚。所以在1884年2月末，即中法馬江海戰半年前，他就曾向總理衙門建議設立“海部”統管全國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