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和漓江，在興安縣境內東西相距隻不過25公裏，開鑿一條運河，把它們連接起來，自然便是非常有優勢的了。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任務十分艱巨。但——漓江有條名叫“靈河”的支流，靈河有條名叫“始安水”的小溪，而始安水正好發源於興安縣城附近的富貴嶺，始安水與湘江的直線距離隻有2.5公裏，其中隻是隔著一列寬300餘公尺，高30餘公尺的越城嶠。越城嶠，又叫“始安嶠”，或“臨源嶺”，它是湘漓二水的分水嶺。隻要把越城嶠上的太史廟山挖穿，在湘江上攔河築壩，提高水位，就可以把湘水引入始安水最後彙入漓江了。當時的設計師，正是這麼做的。就可見，當時的設計師是多麼智慧。
更智慧的，或者說不亞於設計靈渠的智慧的，自然還有——建在湘江的攔江滾水壩上的大小天平，因為呈人字形，因此又叫“人字天平”。“人字天平”的設計，自然也是智慧的結晶：大天平是北渠的一段堤坎，長約380米；小天平是南渠的一段堤坎，長約124米。之所以以人字形分水壩呈現，自然是為了減緩水流的衝擊力。它們既可以引水分流，提高水位以利通航，又可以排洪防澇，以保當地的太平。因為漲水時，水便可以及時地越過壩上，流入湘江故道，這樣，就既保證了南北渠的足夠的水量，又不至於洪水漫堤，淹沒莊稼。“天平”之美譽，也便是當之無愧的了。再則，“人字天平”建有內外堤，內堤用條石鋪成，外堤用每塊約四米見方、重幾噸的巨石排成魚鱗狀，石塊與石塊之間鑿有一個凹口，中間灌澆了鐵汁，冷卻後便變成了栓子，將一塊塊巨石連成了一個整體。這些巨石就像魚鱗般緊緊地擠在一起，每當水流帶著碎石、泥沙越過前麵的巨石，順坡而下時，隻要是一碰到這層層魚鱗石，就會衝進石縫中，因而泥沙也便填得越來越多，魚鱗石也便擠得越來越緊，水壩也便越衝越堅實。古代沒有測量儀器，沒有大型起重設備，沒有運輸汽車，沒有鋼筋水泥等建築材料，施工的艱難，就可想而知了。現代人能不能吃得了那樣的苦，我就不知道了。
這裏的陡門，是曆史上最早的船閘，被世界大壩委員會的專家們稱作“船閘之祖”，或“船閘之父”。據說，這裏的負責調節水位的陡門，宋、明兩代最多，多達36座。北渠上有5座，南渠上有31座。陡門的發明和使用，比西方要早1600多年。“渠至此細流成涓，石底嶙峋。時巨舫鱗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則去箔放舟焉”，這些話，自然是徐霞客在他的《徐霞客遊記》中專門記載靈渠的陡門的；“渠繞興安縣，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裏間置陡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陡。舟入一陡，則複閘陡，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這些話，自然是範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誌》中專門描繪靈渠的陡門的。
從鏵嘴的時而急時而緩的訴說中，我們知道了“李渤”這個名字。
李渤是唐寶曆年間的桂管觀察使。唐寶曆元年，即825年，靈渠崩壞，舟不能通。於是，李渤便下令整修，疏通。犁鏵形的攔河壩，即大小天平，就是在這個時候建成的。建成之後，海洋河便一分為二，分別流進了南北渠道，各流各的，毫不含糊。為了確保其順利流通，便又在南北渠道上設置了壅高水位以利通航的建築物陡門。秦監禦史祿鑿渠時靈渠的工程設施，我們隻能從通航的可能性來判斷攔河壩的存在，可是，經過了李渤的改建之後，關於攔河壩和陡門的記載便清清楚楚地擺在那兒了。
從鏵嘴的沉著的訴說中，我們還知道了另外一些事兒。
唐鹹通九年，也即868年，渠道湮圯嚴重，舟楫往來艱難。在這種情況之下，魚孟威便從黔南移鎮桂州，任刺史。任刺史期間，魚孟威親自主持修浚，並一改前人用“束條”“散材”的做法，“其鏵堤悉用巨石堆積，延至四十裏”“其陡門悉用堅木排豎，增至十八重”。曆時一年多，竣工後“防阨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陡門增至十八重，很顯然，是為了方便通巨舟。後來，魚孟威撰寫了《重修靈渠記》，其中記載，這次修浚靈渠，用工5.3萬，用錢530餘萬緡……後人感念其功，便將魚孟威列為“修渠四賢”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