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方孝嶽《〈中國文學批評〉導言》說：
批評和文學本身是一貫的，看這一國文人所講究所愛憎所推敲的是什麼，比較起來，就讀這一國的文學作品，似乎容易認識一點。我們現在所抱的這種目的，當然不是我們古來的那些批評家所想到要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惟其他們都是興會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評，所以我們把他整個的敘述出來，才可以使人從許多個別的“真”得到整個的“真”
明清戲曲評點恰恰屬於方先生所說的“興會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評”。 本文即以其為研究對象。所謂“明清戲曲評點”，是指明清時期[1368—1911]創作的附於戲曲文本的理論批評文字，它是一種重要的中國古典戲曲理論史料，也是戲曲評點家們性靈文字的展現，或學問文章的發揮。有的隻字片言，雪泥鴻爪，有的累牘千言，才情淋漓。究其具體存在形態，大致有廣、狹之分野：廣者包含戲曲序跋、讀法、凡例、眉批、旁批、夾批、節批、總批和圈點等；狹者則包括除戲曲序跋、凡例之外的其他批點文字。在學術研究日益專門化的今天，“戲曲評點學”已日漸作為一專門之學而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因此，為論述的方便，本文在使用戲曲評點的概念時以戲曲評點的狹義形態為主，而在具體論述時，則兼及其廣義形態，不做過於繁瑣的區分。
一、研究現狀概述
本課題的研究對象是生活於明清時期的人對前朝或本朝戲曲文本所作的評點文字。時間斷限為明朝建國的1368年至清朝滅亡的1911年。由於對明清兩代戲曲評點研究呈現的麵貌不盡一致，下麵分別予以評述：
（一）明代戲曲評點研究述略
二十世紀以來的明代戲曲評點研究論文涉及麵比較廣，切入點比較分散，雖然沒能出現像金批《西廂》專題研究的盛況，但在總體研究上顯得更均衡、全麵、深入。研究大致可分為：起步期、多元發展期和綜合期。
1、起步期：二十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王季思、吳新雷等為代表，重在對戲曲評點文獻的介紹、評價。1962，葉餘在《文物》上刊發《槃薖碩人增改定本西廂記初讀零記》，予以披露。次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槃薖碩人增改訂本西廂記》，王季思作跋文介紹和評論。同年，吳新雷則撰文李卓吾批評的曲本，並探究其真偽問題。該時期的問題在於對戲曲評點的學術性探討不夠。
2、多元發展期：二十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這是明代戲曲評點全麵拓展的時期，研究的視角多元化，積累了相當厚實的學術成果。其一，評點史輪廓的勾畫。如吳新雷《明清劇壇評點學之源流》以頗具前瞻性的史的眼光，對明、清兩代重要的戲曲評點本一一予以述評，初步勾勒出明清戲曲評點的流變軌跡。麼書儀《明人批評〈西廂記〉述評》則可視為小型明代《西廂記》評點研究史。其二，評點文獻整理及研究。一方麵，明代戲曲評點本（如《集評校注西廂記》；王思任、王文治評點《牡丹亭》等）及評點資料彙編（如《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等）的整理出版，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礎。另一方麵，蔣星煜專著《明刊本〈西廂記〉研究》、《〈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及張人和等人的相關研究，對後來從版本文獻角度研究明代戲曲評點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三，名家名劇評點理論的整體考察。李卓吾、陳繼儒、淩濛初、馮夢龍、孟稱舜等著名戲曲評點家藝術觀及其戲劇理論內容、特征、風格、價值等為學界關注。代表性專著有黃仕忠《〈琵琶記〉研究》等；論文有夏寫時《論李卓吾的戲劇批評》、蔣星煜《陳眉公評本〈西廂記〉的學術價值》、傅曉航《淩濛初的戲曲批評》、傅承洲《馮夢龍戲曲理論芻議》、王政《關於馮夢龍戲劇理論的特征》、沈堯《傳情當行雅俗氣骨——孟稱舜劇論簡釋》等。其四，還有的論文針對戲曲評點理論的某一方麵（創作論、評改或編劇理論等）展開論述，如俞為民《論孟稱舜的戲曲創作論》、周立波《馮夢龍戲曲改編理論初探》等。這樣，明代戲曲評點研究從點到麵都取得顯著的成績。
3、綜合期：二十一世紀以來。在此期間，研究者既有對上一時期研究視角和方法的延續，也有新的突破，而綜合性研究的出現，則標誌著明代戲曲評點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如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是帶有集大成綜合式研究的專著。該書分七章，依次為：文學評點淵源與戲曲評點之興；明代戲曲評點的版本形態與批評功能；明代戲曲評點的三大署名係統；明代戲曲評點的理論貢獻；明代戲曲評點的批評價值；三大名劇的評點；明代戲曲評點與明代戲曲文化；結語：明代戲曲評點的曆史定位。該書論述角度比較巧妙，明代戲曲評點相關重要問題大都涉及，尤其是二、三、六章及附錄的評點材料嘉惠後學頗多。其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對戲曲評點與創作、戲曲評點與評點者關係的考察不夠；附錄的明代戲曲評點本不全等。此外，周立波《馮夢龍戲曲改編研究》（南京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等也值得關注。
（二）清代戲曲評點研究綜述
1、金批《西廂》專題研究：在輝煌中前行
二十世紀以來，金批《西廂》研究論文80餘篇，專著10種。 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即起步期、扭曲期、成熟期和延續期。
（1）起步期：建國前。
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30、40年代，以方孝嶽、朱東潤為代表，在文學批評史的流程中確立金聖歎和李漁“劈草萊”、“遂為一代之高峰”的曆史功績。朱氏指出“聖歎批評《西廂》、《水滸》，其長處在於認識主角之人格，了解全書之結構”， 更是一筆點出金批之理論核心；二是金批《西廂》之創作論受到關注，以徐懋庸、隋樹森等為代表。徐懋庸《金聖歎的極微論》一文認識到金批中所揭示的對細微事物的觀察的重要性，從而用以指導小品文創作。隋樹森《金聖歎及其文學批評》論析了戲曲敘述方法（“那輾”）及文學創作靈感等問題。
（2）扭曲期：建國後至二十世紀70年代末。整體而言，是金批《西廂》“遭厄”的時期，金聖歎甚至被扣上“反動文人”的帽子。尤其是“文革”十年，金批《西廂》正常的研究步伐被徹底打亂，雖然有不少歧見和論爭，但這些論爭大都深深打上時代思潮的烙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
建國後不久，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指出金聖歎或哲學思想上的主觀唯心主義本質，不乏深刻性，但囿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或階級分析法，他們對金聖歎的文藝觀、對其評改《西廂記》之意旨及其貢獻的評判則千差萬別。如霍鬆林1955年撰文指出：“他（金聖歎）批改‘西廂記’的目的是維護封建宗法禮教，反對自由婚姻。……他批改‘西廂記’的辦法也主要是歪曲人物的性格。” 這顯然是特定時代權力話語的產物，可置而不論。張國光作為“挺金派”代表，在促使金批《西廂》走出厄運期方麵功勞卓著，他針對當時及以前評論家關於金聖歎批《西廂記》反動意圖的詆斥，認為金聖歎通過批改《西廂記》，大大提高了舊本的思想性。“總不能否認他他清除了舊本宣揚夫榮妻貴、衣錦榮歸的封建正統觀念，從而使大團圓的《西廂記》，變成震撼人心的古典悲劇的功績。” 張氏的觀點頗有見地，但他堅持《金西廂》優於《王西廂》，則不免褒美過甚，似乎走到另一個極端上去了。因為，他沒有注意到王實甫《西廂記》“世代累積型”成書方式及產生的時代特色，未能與《王西廂》以“同情之理解”，其結果難免有意氣之爭的嫌疑。
（3）成熟期：二十世紀80年代初至二十世紀末。
隨著西方思潮的逐步引進與衝擊，研究者的視角及其理論深度和廣度都得到極大的拓展。學界關注的核心轉向金聖歎的戲劇理論的深層挖掘和拓展。在短短二十年內，學界收獲了金批《西廂》研究專著3部（譚帆《金聖歎與中國戲曲批評》、郭瑞《金聖歎小說理論和戲劇理論》、牧惠《西廂六論》）、相關古代戲曲理論史著作多種（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李昌集《中國古代曲學史》等）和論文50餘篇。譚帆《金聖歎與中國戲曲批評》是最為厚重的金批《西廂》研究專著之一，涉及金聖歎對戲曲的本質特征、《西廂》人物、結構、語言及金批《西廂》評點係統的理論思考，體係精嚴、創見豐厚。其他論著或論文，亦不乏真知灼見。而用力最勤者尤在於金批《西廂》的人物性格論、戲劇情節結構論、價值論、創作論及金聖歎評改《西廂》之得失等問題的探討，並能就一些共同關心的話題——如金批《西廂》中的人物性格是否個性化、截去第五本等——展開論爭，顯示出比較良好的發展態勢。
a.人物性格論
敘事文學的核心是“人學”，人物性格的塑造不僅是創作者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應該是戲曲評點者關注的中心所在。但由於中國古典詩學和曲學傳統的源遠流長，戲曲理論批評長期自囿於詩學批評或曲學批評的藩籬，直至明末清初才有所改觀。正如齊森華所言：“金聖歎的戲曲批評的可貴之處，就在於……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戲曲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問題，把性格分析作為戲曲批評的中心，把性格塑造作為衡量戲曲作品優劣的標尺，從而在我國開始創立了一種以性格分析為中心的戲曲理論批評。” 齊氏對金批《西廂》在中國戲曲理論批評史上的開創性意義，認識是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金聖歎的戲曲人物性格論是完美無缺的。其中歧見最大的是：金批《西廂》塑造的究竟是“個性化” 人物典型，還是“類型化”的人物。（關於主配角組合、人與環境等問題，周書文 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但分歧不大，茲不具論。）
不少學者根據金批《西廂》人物性格論中“這一個”理念的提出，認為劇中的主人公鶯鶯和張生是個性化的典型形象或具有了“典型”意義。如謝柏良 、李昌集 等。台灣學者顏天佑認為金批中“有別於‘別一個’的‘這一個’，主要是表現為語意上的指代意義，至於作為實實在在區別於‘茫茫天下之人’區別於‘別一個’的個性化意義，金聖歎尚未具體辨知而形諸理論文字。” 但顏氏也並未由此而否定金聖歎的戲劇人物性格論，因為在鑒賞實踐方麵，金聖歎對人物心理分析的體貼入微，從實證上補足了這一缺陷。台灣學者林宗毅則持“類型化”說。他認為：“《西廂記》之高超，即在於人物非但不止於類型化，而且具有豐富的性格及其延展性。……金聖歎在《西廂記》的評點和刪改中，其性格卻又慢慢地從延展化向類型化回歸。” 林氏的長處在於從實際文本分析入手，注意到類型化的美學風格與戲曲文學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譚帆似乎持折中之論，認為“金聖歎的戲曲人物理論是在類型化和個性化之間徘徊，而較為傾向於類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