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四年的時間，我發表的文字隻有十多萬字，未免少了一些。不過，我早就不以發表來估量我的寫作，更不以寫作來估量我的生活了。當我醞釀和從事一項較大的工作時，我已能克製自己不去寫那些馬上發表的東西。當我坐在電腦前忙碌而我的女兒卻希望我陪她玩兒時，我也清楚什麼是更聰明的選擇。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疲於應付刊物的約稿和媒體的采訪。我對那種狀態很不喜歡，但我不是一個善於拒絕的人，隻好在內心裏盼望一個機會，能夠強使我結束這種狀態。1999年，我應聘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任客座教授，在那半年裏，客觀上與國內的媒體拉開了距離，編輯和記者們找不到我了。當時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機會來了。回國後，我橫下了一條心，對於約稿、采訪以及好事者組織的各種會議一律拒絕，真感到耳根和心地都清淨了。據說有所謂名人效應：你越有名，媒體和公眾就越是關注和包圍你，結果你就更有名了。現在我發現相反的規律同樣成立：你一旦自願或不自願地離開聚光燈的照耀，聚光燈當然是不會閑著的，立刻會有新的名人取代你成為被關注和包圍的中心，而你就越來越隱入了被遺忘的暗處。我不無滿意地看到這一“褪名效應”正在我的身上發生。我的天性不算自信，但我擁有的自信恰好達到這個程度，使我能夠不必在乎外界是否注意我。
我當然不是一個脫俗到了拒絕名聲的人，但是，比名聲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須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個自由的空間，一種內在的從容和悠閑。唯有保持這樣一種內在狀態，我在寫作時才能真正品嚐到精神的快樂。我的寫作應該同時也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無論什麼東西威脅到了我所珍惜的這種內在狀態，我隻能堅決抵製。說到底，這也隻是一種權衡利弊，一種自我保護罷了。
擯棄了外來的催逼，寫作無疑少了一種刺激，但我決心冒這個險。如果我的寫作缺乏足夠的內在動力，就讓我什麼也不寫，什麼也寫不出好了。一種沒有內在動力的寫作不過是一種技藝，我已經發現，人一旦掌握了某種技藝，就很容易受這種技藝的限製和支配，像工匠一樣沉湎其中，以為這就是人生意義之所在，甚至以為這就是整個世界。可是，跳出來看一看，世界大得很，無論在何種技藝中生活一輩子終歸都是可憐的。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充實完整的內在生活，而不是寫作或別的什麼。如果沒有，身體在外部世界裏做什麼都無所謂，寫作、繪畫、探險、行善等都沒有根本的價值。反之，一個人就可以把所有這些活動當作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目前為止，我仍相信寫作是最適合於我的方式，可是誰知道呢，說不定我的想法會改變，有一天我會換一種方式生活。
將近四年的時間，我發表的文字隻有十多萬字，未免少了一些。不過，我早就不以發表來估量我的寫作，更不以寫作來估量我的生活了。當我醞釀和從事一項較大的工作時，我已能克製自己不去寫那些馬上發表的東西。當我坐在電腦前忙碌而我的女兒卻希望我陪她玩兒時，我也清楚什麼是更聰明的選擇。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疲於應付刊物的約稿和媒體的采訪。我對那種狀態很不喜歡，但我不是一個善於拒絕的人，隻好在內心裏盼望一個機會，能夠強使我結束這種狀態。1999年，我應聘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任客座教授，在那半年裏，客觀上與國內的媒體拉開了距離，編輯和記者們找不到我了。當時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機會來了。回國後，我橫下了一條心，對於約稿、采訪以及好事者組織的各種會議一律拒絕，真感到耳根和心地都清淨了。據說有所謂名人效應：你越有名，媒體和公眾就越是關注和包圍你，結果你就更有名了。現在我發現相反的規律同樣成立：你一旦自願或不自願地離開聚光燈的照耀，聚光燈當然是不會閑著的，立刻會有新的名人取代你成為被關注和包圍的中心，而你就越來越隱入了被遺忘的暗處。我不無滿意地看到這一“褪名效應”正在我的身上發生。我的天性不算自信，但我擁有的自信恰好達到這個程度，使我能夠不必在乎外界是否注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