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盛武衰之兩宋風雲(1 / 3)

第七章 文盛武衰之兩宋風雲

宋朝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卻在對遼、西夏、金、元的戰爭中屢屢敗績,輕則喪權辱國,稱臣納幣,重則宗廟顛覆,神器易主。宋朝兩次立國,均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摧毀,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尤其是靖康之變,“二帝北狩”,更是奇恥大辱。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宋代格局偏狹、氣象暗弱,無漢唐之雄氣,無明清之盛象,實不足道。王夫之用“孤秦陋宋”概括宋朝,後人更將“積貧積弱”冠之於宋。那麼,宋朝為何在軍事和經濟、文化上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反差呢?經濟富庶的宋朝,為何無法抵擋蒙古的鐵蹄而悄然玉碎?

筆杆子與刀把子

於“陳橋兵變”起家的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在去世後為後世子孫留下了一個遺訓,並將其刻在一塊石碑上,藏於深宮密室。每當新皇帝即位,便要去恭讀遺訓。密室隻有皇帝可以進入,因此除了皇帝無人知曉“石刻遺訓”的存在,這個秘密一直保留到宋太祖死後一百五十年,汴梁被金兵攻陷,北宋滅亡,皇宮遭到洗劫才被發現。

1.文治天下

宋太祖留給子孫的遺訓是什麼呢?“不得以言論之故,處死士大夫。”這是他兩句遺言中的一句。試想一下,一位君王在安排後事時,該有多少需要千叮萬囑的事啊,但宋太祖偏偏留下這麼一句,其“文治天下”的治國思想由此可見一斑。趙匡胤擔心武將會像他一樣“黃袍加身”,所以在開國之初,就采取了“重用文人、以文替武、削奪武官”的措施。而趙匡胤的後繼者更是謹恭遺訓,堅決奉行“抑武重文”的基本國策。

宋朝十分重視文人的選拔,其完備的文官製度甚至為近代西方國家效仿。但宋朝卻不注重軍事人才的培養,北宋幾乎沒有出現開疆拓土的名將,而南宋在衛國戰爭中鍛煉出來的嶽飛、韓世忠等傑出將領也多被猜疑。

宋朝文武分途、以文製武的基本國策,導致武將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致使經濟實力和文明成果難以向軍事方麵轉化,從而造成了宋朝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嚴重失衡的局麵。

2.民間尚武

有人說:“唐朝尚武,而宋朝崇文。唐文治武功稱天可汗,而宋朝步步敗退有靖康恥,結果就是,唐亡於家臣,而宋亡於韃虜。”

宋朝重文輕武是事實,亡於韃虜也是事實,但抑武重文是政府的基本國策,北宋民間習武之風卻是曆朝之最,民間結社為曆代最盛。據《荊楚歲時記》記載,南北朝時,每年五月五曰,民間有“蹈百草”之俗,至宋時,則發展為“鬥百草”之戲。歐陽修有詩雲:“共鬥今朝盛,盈蟾百草香。”即指此俗。宋代河北諸州軍民戶,就有許多人棄農練武,專習擊刺之術,諸如“槍劍桃棒”之技,樣樣精通。在宋代時,武術成為了常見的娛樂活動,項目包括角抵、使棒、舞刀槍、舞劍、射弩、舉重等等。

在宋以前,曆代民間雖有習武之俗,但尚未形成有名有實的軍事性會社。入宋後,如弓箭社、馬社、萬馬社,均為眾所周知的軍事性社團。在宋代,鄉社武裝比比皆是,結社置辦兵器,演習武藝,成為農村的普遍現象,這是唐代所未曾有過的。

民間鬥力習武之俗的存在,當然是百姓為了強身健體,但同時也是民間尚武精神的真實反映。一旦社會動蕩,民間便紛紛結社自保,尚力習武之人就成為軍事性會社的中堅。

但是宋朝當權者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禁止民間私藏武器,私自學拳練武,使得民間的尚武精神大受挫折。同時,宋朝的統治者重用文人,輕視武將,武將地位低下,以至於民間“習文之風日盛,尚武之風日衰”,最後形成了積貧積弱的局麵。

3.慢性自殺

宋朝“文治天下”的國策,使得文人與國君共治天下,文人不但治國還要領軍,筆杆子指揮刀把子,出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在文藝領域,筆杆子揚眉吐氣,可謂是“百家爭鳴”,宋詞一枝獨秀,湧現出了一大批大文豪;但是在軍事領域,筆杆子有心無力,或是“瞎指揮”,或是“拖後腿”,終致誤國誤民。

政治上的“以文製武”,固然限製了將領起兵造反,威脅政權的可能性,有宋一代,也未出現藩鎮割據的現象,但也使得外敵入侵時,缺乏一個良好的作戰指揮係統,而且由於宋朝對武官的輕視和限製,對軍隊的士氣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所以屢戰屢敗也就不難理解了。軍事上的“強幹弱枝”,使得經濟上的發展成果,被畸形的兵役製度造成的龐大常備軍消耗殆盡。而科技上的先進發明,在軍事上的應用也隻是曇花一現,並沒有形成持久穩定的戰鬥力。

因此,宋朝“兵雖多而戰力弱,國雖富而兵不強”,自始至終受製於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宋朝國祚雖有三百年,然而其崇文抑武的病態性歧視嚴重削弱了國防實力,使得宋朝的滅亡無異於一場慢性自殺。

大宋帝國的崛起

從朱溫滅唐到北宋建立,在這短短的五十四年間,中原相繼出現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同時,在這五朝之外,還相繼或同時出現了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即荊南)和北漢等十幾個割據政權,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烽煙迭起的“五代十國”時期。 正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亂世紛爭的背後,一個新興的帝國悄然崛起。

1.主少國疑

在五代十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叫周,由郭威於公元951年建立,史稱後周,都開封。郭威即是周太祖,他即位之後,留心革弊,後周的經濟、軍事實力逐漸增強。公元954年,周太祖崩逝。周太祖無嗣,養子晉王柴榮即位,是為周世宗。

同周太祖一樣,周世宗也是一位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勵精圖治,革除前朝弊政,並積極對外用兵,拓展疆域。經過周太祖和周世宗兩位君主的努力,後周疆域大大擴展,包括今山東、河南兩省,陝西、安徽、江蘇的大部,河北南部、湖北北部及內蒙古、寧夏、甘肅、山西的一部分。

公元959年,周世宗病死,太子柴宗訓即位,年僅七歲,即為周恭帝。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撤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結義兄弟掌握了軍隊實權。公元960年,趙匡胤在“主少國疑”之際發動陳橋兵變,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趙宋王朝。

2.約法三章——沒有流血的政變

陳橋兵變後,趙匡胤當眾和將士們約法三章:回開封後,對後周的太後和小皇帝不得驚犯;對後周的朝廷大臣不得侵淩;對朝市府庫不得侵掠。

趙匡胤聲色俱厲地宣布:“凡有違背以上三令者,一律滅九族,絕不饒恕!”嚴明軍紀以立聲威固然重要,但趙匡胤也懂得“恩威並施”,他同時又向將士們承諾:“凡尊號令者,每人獎勵銅錢二百貫,絕不食言,軍官則另有封賞。”

士兵們都表示聽從趙匡胤的號令,規規矩矩地遵命行事。

?誓師已畢,趙匡胤統率大軍,浩浩蕩蕩地回師開封。開封城的百姓,見趙匡胤大軍所過紀律嚴明之處秋毫無犯,紛紛奔走相告,夾道歡迎。得民心者得天下,趙匡胤勝局已定。

守備都城開封的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都是趙匡胤過去的“結社兄弟”,得悉兵變成功後便打開城門響應,趙匡胤幾乎兵未血刃就控製了開封。

隨後周恭帝被迫禪位,趙匡胤遂正式登基即位,改封恭帝柴宗訓為鄭王,柴宗訓和符氏仍享受皇家所有待遇和禮遇。由於趙匡胤在後周任歸德軍節度使的藩鎮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為國號,定都開封,改元建隆。

3.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北宋建立之初,後周一些重兵在握的邊將,如慕容延釗、韓令坤等大都表示擁護宋太祖,隻有盤踞潞州(今山西上黨)的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及占據揚州的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先後起兵反抗,於是宋太祖親率大軍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先後擊敗李筠和李重進。李筠和李重進既敗,其他一些勢力較小的地方藩鎮更感到無力與中央抗衡,隻好表示屈服。到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末,北宋基本上穩定了在原後周統治地區的局勢。

北宋雖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穩定了內部政局,但趙匡胤仍然無法安枕無憂,因為當時宋境北有強遼及其控製下的北漢,南有後蜀、南漢、南唐、吳越等割據政權。趙匡胤是要作天下之主,而不是一方諸侯,因此當政局穩定之後,趙匡胤就開始考慮如何一統天下。

宋太祖和其弟趙光義走訪趙普共商國策,最後定下了“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戰略方針。隨後,經過兩年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的精心準備,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宋太祖部署兵力防守西、北邊境,防止遼、北漢南掠,然後以荊、湖為突破口,揮師南下,拉開了統一戰爭的序幕。

僅僅三個月,宋軍就襲占荊、湘,隨後宋軍分進合擊,攻滅後蜀,四川遂平。荊湖、後蜀滅亡後,南唐、吳越臣服,唯南漢主劉(劉繼興)拒絕附宋。開寶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再次發兵南下,兩年後南漢滅亡。

宋滅南漢後,南唐後主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地卻備戰以防宋軍進攻。宋太祖經過兩年準備,於開寶七年(公元974年)以李煜拒命來朝為辭,發兵十萬出荊南,調吳越軍出杭州北上策應,於次年大敗十萬南唐軍,隨後全殲南唐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率領的十萬救援軍。不久,南唐國主李煜降宋,南唐滅亡。至此,南方已定。

在南征期間,宋太祖曾兩次出兵北漢,均遭敗北。宋太祖死後,其弟趙光義即位,招降吳越錢俶和割據福建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兩浙、福建納入宋的版圖。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正月,宋太宗親率大軍北征,擊敗遼朝援兵,滅亡北漢,完成了宋太祖未竟的事業。

北宋王朝自公元963年至979年,經過十六年的戰爭,結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實現了南北統一。

矯枉過正——文盛武衰

1.陰謀之後的顧慮

趙匡胤是靠“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的,從具體過程來看,陳橋兵變似乎是一次偶然事件,是五代將士擁立主帥的舊例行事。趙匡胤事先像是並不知情,完全是被動接受眾將的請求,不得已才做的皇帝。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據《涑水紀聞》等書記載:“及將北征,京師喧言,出師之日,將策點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遠避於外州,獨宮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當時軍隊未到陳橋驛便已有兵變之說,未見黃袍,已有天子之說,可見陳橋兵變不會是一次偶發事件,而是有預謀的。正如古詩所言:“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此外,當時因邊境告急,趙匡胤才奉命領兵出征,但趙匡胤黃袍加身後,卻為何不費刀兵,難道戰事已定?正所謂“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加身便罷兵”。可見,陳橋兵變其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陰謀,所謂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不過是趙匡胤發動政變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趙匡胤雖得了天下,心裏卻並不踏實,他即位不到半年,就有兩個節度使起兵反叛,雖然很快就平定了,但他仍感不安。趙匡胤自己就是靠“陳橋兵變”而起家的,他擔心重兵在握的手下諸將保不準哪天也會效仿他上演一出“黃袍加身”的好戲,想到這裏,他不免生出焦慮。

2.抓緊槍杆子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封建專製社會裏,誰擁有軍權和軍隊,誰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自安史之亂以來,各鎮節度使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五代十國共有八姓十四君,篡位者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前仆後繼”,趙匡胤本人都是依恃手中重權而以宋代周的。這一點趙匡胤心裏十分明白,前車之鑒曆曆在目,他不得不為自己的皇位做長久打算。

於是,他前去請教曾言“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趙普一語道破天機:“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此次談話過後,宋太祖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八這天夜裏,召集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禁軍大將到宮中飲酒,上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好戲。

第二天,這些高級將領紛紛稱病要求解除兵權。趙匡胤順水推舟任命他們為節度使,打發他們到外地去安享晚年了。

但是,這裏有一個疑問,趙普和宋太祖主要談的是如何解決藩鎮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問題,為何太祖卻解除了中央禁軍將領的兵權呢?

其實,五代藩鎮節度使雖然飛揚跋扈,但中央擁有一支強大的禁軍,任何一個節度使在一般情況下都無法與之相抗,從而也就無法真正威脅皇權。也就是說,威脅皇權本身的其實是中央禁軍。這和唐代藩鎮淩駕於朝廷之上的情況有著質的不同。

五代禁軍集於都城,一旦禁軍將領發動兵變,奪取政權隻是朝夕之事。所以說,藩鎮節度使是“肢體之患”,而禁軍將領才是“心腹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