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將忠誠loyalty、謹慎prudence、善辯debating skill、謀略artifice、精確precision、堅忍perverance、博學knowledge、勇敢ce、謙恭modesty等品性，作為一位理想外交家所應具備的條件，並用以衡量曾紀澤，可以說，他很夠格。他忠誠謹慎，是得自於家教；他謀略優長，能言善辯，臨危不亂，勇於任事，在他使歐（英、法、俄）八年的長時期中，也曆有表現；他堅忍不撓、不向暴力低頭的“挺經”精神，謙恭待人恂恂儒者的處世態度，更出自他父親（曾國藩）的心傳。但他最大的缺陷，實在於“博學”一項——缺乏近代外交的訓練與深刻的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知識。例如在越南交涉中，由於他對法國政治的了解不夠深入，他似乎過分重視法國政黨間對越南政策的歧異性，因而力主在越挫法凶焰，以求扭轉局勢。事實上法國侵越的形勢已成騎虎，即使反對黨繼起當政，法國的對越政策，當也不會作何重大的轉變，而接受他中法分護越南以中圻廣平關為界的擬議的。而且，他將中國備戰的實際情況，估計過高，他的外交行動，與清廷（中央）的決策，亦乏配合。因此，他向法國力爭中越宗屬關係的各項辯論，常被法人認為是“虛聲恫嚇”。這對一位外交家而言，實際在上述“精確”（precision）的原則上，犯下錯誤。而且他在與法國交涉時，舉止過於直率，完全失去了外交家進退裕如的地位。他所犯的嚴重外交錯誤，係當法軍攻陷（越南北部）山西後，法人歡欣慶祝，他以出使英法公使的身份，竟在德國報紙上公開加以譏訕，並將山西之戰與普法戰爭中法軍在色當（Sedan）的大敗相比較；法人大為憤怒，國會議員欲“傾國之力，以與為難”；德國外交部也認為此舉“失體”。這可能是由於他的情緒激動，又對近代國際外交的慣例不甚熟悉所致。
但是，無論如何，像曾紀澤這樣的人物，在當時（清廷內外）的大員中，已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何況他對近代西方的知識，一直都保持虛心學習的態度，實在已算難能可貴了。左宗棠稱道他，“博通經史，體用兼賅”，“奉命出使，於交涉事件，隨事執中，寬而有製，內則成乃父未伸之誌，孝不違親，外仍慎與國邦交之義，誌殷補袞”，推薦他堪任兩江總督的要職，“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肅海防而戢群族淩囂之氣”，“張之洞雖名重一時，若論兼通方略，似尚未及曾紀澤也”。梁啟超推崇他和魏源、郭嵩燾同為近代中國早期講求西學的先驅人物。美史家馬士（Hoa B.Mor）讚揚他為中國不流血的外交勝利，開創先例；都是很公允的論斷。（見本書，頁三二三—三二五）。
如果我們將忠誠loyalty、謹慎prudence、善辯debating skill、謀略artifice、精確precision、堅忍perverance、博學knowledge、勇敢ce、謙恭modesty等品性，作為一位理想外交家所應具備的條件，並用以衡量曾紀澤，可以說，他很夠格。他忠誠謹慎，是得自於家教；他謀略優長，能言善辯，臨危不亂，勇於任事，在他使歐（英、法、俄）八年的長時期中，也曆有表現；他堅忍不撓、不向暴力低頭的“挺經”精神，謙恭待人恂恂儒者的處世態度，更出自他父親（曾國藩）的心傳。但他最大的缺陷，實在於“博學”一項——缺乏近代外交的訓練與深刻的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知識。例如在越南交涉中，由於他對法國政治的了解不夠深入，他似乎過分重視法國政黨間對越南政策的歧異性，因而力主在越挫法凶焰，以求扭轉局勢。事實上法國侵越的形勢已成騎虎，即使反對黨繼起當政，法國的對越政策，當也不會作何重大的轉變，而接受他中法分護越南以中圻廣平關為界的擬議的。而且，他將中國備戰的實際情況，估計過高，他的外交行動，與清廷（中央）的決策，亦乏配合。因此，他向法國力爭中越宗屬關係的各項辯論，常被法人認為是“虛聲恫嚇”。這對一位外交家而言，實際在上述“精確”（precision）的原則上，犯下錯誤。而且他在與法國交涉時，舉止過於直率，完全失去了外交家進退裕如的地位。他所犯的嚴重外交錯誤，係當法軍攻陷（越南北部）山西後，法人歡欣慶祝，他以出使英法公使的身份，竟在德國報紙上公開加以譏訕，並將山西之戰與普法戰爭中法軍在色當（Sedan）的大敗相比較；法人大為憤怒，國會議員欲“傾國之力，以與為難”；德國外交部也認為此舉“失體”。這可能是由於他的情緒激動，又對近代國際外交的慣例不甚熟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