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小報涅槃:《蘇報》案的“案中案”(1 / 3)

包天笑後來在《時報》任副刊主編,《時報》是大報,似乎有理由看不起像《蘇報》這種小報,但其描述倒也大體不差。陳範接手《蘇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妹夫汪文溥的慫恿(所以他當上了主筆),而陳範原非報界中人,一來經驗不足;二來也算不得什麼名流賢達,社會交際有限,因此也沒有什麼好的稿源。不得已,陳範與其子陳仲彝也編發新聞並兼寫評論,其女陳擷芬也來幫忙,負責編寫小品詩詞之類的副刊。此時的《蘇報》,確實有些夫妻店的形式。

搞媒體最重要的是影響力,沒有好稿子就沒有影響力,沒有影響力就沒有銷量,報紙經營當然困難。事實上,在陳範接手後的數年間,《蘇報》一直慘淡經營,勉強維持,這種狀況直到與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組織的“愛國學社”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才有所改觀。

1902年11月,南洋公學因“墨水瓶事件”而發生退學風潮,起因是某學生在師座上放置墨水瓶捉弄某守舊夫子,校方追查中與學生糾纏不清,校長汪鳳藻一怒之下將該班學生全部開除,由此引發全校約200名學生集體抗議退學。身為教員的蔡元培翰林在力爭無效後憤而辭職,之後即與吳稚暉、章太炎等人在“中國教育會”(1902年4月由蔡元培、黃宗仰、葉瀚等名流創辦)的基礎上創辦“愛國學社”,以收容這些退學的學生。

陳範也是“中國教育會”成員,《蘇報》當時苦於稿源匱乏,銷路不暢,因而極願意與“愛國學社”合作。雙方後來約定,學社名流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人輪流為《蘇報》撰寫評論文章,報館則每月資助學社100元作為報酬,雙方共贏互利,倒也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也就從那時開始,《蘇報》由一份名不見經傳的市井小報轉型為政論性報刊。1902年底,《蘇報》開辟“學界風潮”專欄,以鼓勵學生運動為能事;1903年後,《蘇報》更趨激進並公開倡言革命,如1913年5月13日即刊發《敬告守舊諸君》一文,其中聲稱:“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3年5月27日,陳範聘請章士釗任《蘇報》主筆,此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蘇報》及一批人的命運。章士釗,字行嚴,1881年生於湖南善化縣(今長沙),後就讀於武昌兩湖書院並結識黃興,思想轉而激進。1902年3月,章士釗考入南京陸師學堂學習軍事,一年後因“拒俄運動”而與同學30餘人退學赴上海,之後加入“愛國學社”。

章士釗上任主筆不到一周,即對《蘇報》進行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將“學界風潮”移到頭版“論說”後的顯著位置。由於當時上海大報如《申報》《新聞報》等成立已久,其辦報理念成熟,銷量也大,要動搖它們的地位並搶奪其市場份額相當困難。因此,章士釗的經營手段就是走激進道路,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扔出一顆手榴彈轟開局麵,即便封館亦在所不惜。如此,《蘇報》才能在報林中殺出一條血路,並迅速提升影響力和銷量。

包天笑後來在《時報》任副刊主編,《時報》是大報,似乎有理由看不起像《蘇報》這種小報,但其描述倒也大體不差。陳範接手《蘇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妹夫汪文溥的慫恿(所以他當上了主筆),而陳範原非報界中人,一來經驗不足;二來也算不得什麼名流賢達,社會交際有限,因此也沒有什麼好的稿源。不得已,陳範與其子陳仲彝也編發新聞並兼寫評論,其女陳擷芬也來幫忙,負責編寫小品詩詞之類的副刊。此時的《蘇報》,確實有些夫妻店的形式。

搞媒體最重要的是影響力,沒有好稿子就沒有影響力,沒有影響力就沒有銷量,報紙經營當然困難。事實上,在陳範接手後的數年間,《蘇報》一直慘淡經營,勉強維持,這種狀況直到與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組織的“愛國學社”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才有所改觀。

1902年11月,南洋公學因“墨水瓶事件”而發生退學風潮,起因是某學生在師座上放置墨水瓶捉弄某守舊夫子,校方追查中與學生糾纏不清,校長汪鳳藻一怒之下將該班學生全部開除,由此引發全校約200名學生集體抗議退學。身為教員的蔡元培翰林在力爭無效後憤而辭職,之後即與吳稚暉、章太炎等人在“中國教育會”(1902年4月由蔡元培、黃宗仰、葉瀚等名流創辦)的基礎上創辦“愛國學社”,以收容這些退學的學生。

陳範也是“中國教育會”成員,《蘇報》當時苦於稿源匱乏,銷路不暢,因而極願意與“愛國學社”合作。雙方後來約定,學社名流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人輪流為《蘇報》撰寫評論文章,報館則每月資助學社100元作為報酬,雙方共贏互利,倒也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也就從那時開始,《蘇報》由一份名不見經傳的市井小報轉型為政論性報刊。1902年底,《蘇報》開辟“學界風潮”專欄,以鼓勵學生運動為能事;1903年後,《蘇報》更趨激進並公開倡言革命,如1913年5月13日即刊發《敬告守舊諸君》一文,其中聲稱:“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3年5月27日,陳範聘請章士釗任《蘇報》主筆,此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蘇報》及一批人的命運。章士釗,字行嚴,1881年生於湖南善化縣(今長沙),後就讀於武昌兩湖書院並結識黃興,思想轉而激進。1902年3月,章士釗考入南京陸師學堂學習軍事,一年後因“拒俄運動”而與同學30餘人退學赴上海,之後加入“愛國學社”。

章士釗上任主筆不到一周,即對《蘇報》進行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將“學界風潮”移到頭版“論說”後的顯著位置。由於當時上海大報如《申報》《新聞報》等成立已久,其辦報理念成熟,銷量也大,要動搖它們的地位並搶奪其市場份額相當困難。因此,章士釗的經營手段就是走激進道路,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扔出一顆手榴彈轟開局麵,即便封館亦在所不惜。如此,《蘇報》才能在報林中殺出一條血路,並迅速提升影響力和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