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經驗看，社會秩序最主要的就是要擁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我們不難觀察到這樣一個經驗現象，凡是中產階層大的地方，社會就和諧，就穩定；凡是中產階層小的地方，社會就不和諧，不穩定。當一個社會出現高度分化、衝突，甚至暴力的時候，這個社會就不和諧了。社會分化的主要社會根源在於中產階層規模過小。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是否龐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
和東亞其他社會相比較，中國大陸社會結構的畸形性表現得非常顯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而後是亞洲“四小龍”（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大體相當，它們都在大約在經濟起飛的20多年的時間裏，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而且也創造出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當然，各個經濟體內，中產階層產生和成長的來源和路徑是不相同的。今天，在這些經濟體裏，中產階層不僅是推動社會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堅實基礎。
在很多方麵，因為中產階層過小，我國已經在很多方麵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消費社會難以建立，可持續經濟增長缺乏基礎。多年來，內生型技術進步不顯著，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於外在資源（商品出口、資源進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依附性的發展模式。社會高度分化，社會穩定沒有基礎。總體道德和信仰缺失，社會信任危機越來越甚。社會價值和理想麵上激進化現象嚴重，社會往往被“極左”或者“極右”所主導。在中產階層過小的情況下，權勢者和貧窮者互相“折騰”，造成整體社會的不確定感。中產階層本來就很小，處於這樣一種環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斷尋找機會出走，通過各種方式移民海外，在世界範圍內到處尋求安全的落腳點。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是愛國主義的來源和基礎，他們在其生存的社會致富，為這個社會感到驕傲；但在我國，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
第四，社會空間過小導致社會和政治領域失衡。我國社會失序的大製度背景就是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製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在發達社會，往往是社會決定國家，人民決定政府；而在我國，社會和人民的存在空間基本上取決於國家和政府。換句話說，在發達社會，尤其是先發展的民主社會，國家和政府的權力是社會和人民賦予的；在我國，國家和政府決定了社會和人民是否能夠得到權力，能夠得到多大的權力。在後發展中社會，典型的是亞洲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等，政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較之發達社會扮演一個更為重要和關鍵的角色，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很長時間裏，政府也決定了社會的生存空間。不過，隨著社會本身的不斷發展和成熟，政府不斷還權於社會，還權於人民，政府和社會之間的製度空間分布逐漸趨於均衡，呈現出一個良性的互動方式。在學術界，人們經常把這樣的社會稱之為“強政府、強社會”模式（當然，也應當看到，在這些社會，隨著民主的大眾化和市民社會的過度擴展，最近這些年也出現了社會過強、政府過弱的情況。這些社會也麵臨改革的情形。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從國際經驗看，社會秩序最主要的就是要擁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我們不難觀察到這樣一個經驗現象，凡是中產階層大的地方，社會就和諧，就穩定；凡是中產階層小的地方，社會就不和諧，不穩定。當一個社會出現高度分化、衝突，甚至暴力的時候，這個社會就不和諧了。社會分化的主要社會根源在於中產階層規模過小。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是否龐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
和東亞其他社會相比較，中國大陸社會結構的畸形性表現得非常顯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而後是亞洲“四小龍”（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大體相當，它們都在大約在經濟起飛的20多年的時間裏，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而且也創造出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當然，各個經濟體內，中產階層產生和成長的來源和路徑是不相同的。今天，在這些經濟體裏，中產階層不僅是推動社會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