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民是新時期執政為民的一個光輝典範。他不僅認識到我們黨的最大優勢是善於組織群眾、宣傳群眾、聯係群眾,而且還認識到我們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他堅持把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把群眾呼聲當作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當作第一選擇,把群眾利益當作第一考慮,把群眾滿意當作第一標準,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多為困難群眾排憂解難。鄭培民在日記中寫道:對當官一事,我比較淡薄。但黨和人民的信任,仍是激發我永遠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重要動力。所以,我決心進一步增強黨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努力做好工作,一切交給黨安排,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2.“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

當好官必須先學會做人,做一個好人。而所謂好人,即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一個好人必須愛人,必須具有仁愛之心,必須對別人關心、照顧、支持,甚至是舍己為人。共和國的優秀公仆,他們都將做一個好人作為人生追求。在他們眼裏,要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正派公道;做人,就要一身正氣,而不要耍心眼,使詭計,做小人;做人,就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做一個人才,做一個“大寫的人”。孔繁森有句名言:“人呢,一輩子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他還經常以自己做人的道理和實踐教育子女:“你們長大了,要好好做人。做對黨、對祖國、對人民有用的人”。

鄭培民經常告誡自己,“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在他二十多年的領導工作中,盡管崗位多次變動,職務越來越高,但他始終是老百姓的“好朋友”、“好兄長”,始終保持著對人民群眾不變的情結。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之所以被人民群眾稱為“好人”、“活菩薩”、“好朋友”,正是因為他們心裏裝著群眾,正是因為他們處處關心群眾的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讚成不讚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他們想問題、辦事情、做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為人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

所謂“萬事民為先”,就是要有一種奮發有為、時不我待的精神狀態,就是要有當一方領導、興一方經濟、富一方群眾、建一方文明、保一方平安,上無愧於黨、下無愧於人民的雄心壯誌。對此,鄭培民很有見解地在日記中寫道:“人才是壓出來的,高效率是嚴出來的。”“為了全局,精神狀態很重要……越是遇到困難的時候,越要昂揚鬥誌、振奮精神、任勞任怨、勇挑重擔”。

3.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人民公仆

鄭培民是新時期執政為民的一個光輝典範。他不僅認識到我們黨的最大優勢是善於組織群眾、宣傳群眾、聯係群眾,而且還認識到我們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他堅持把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把群眾呼聲當作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當作第一選擇,把群眾利益當作第一考慮,把群眾滿意當作第一標準,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多為困難群眾排憂解難。鄭培民在日記中寫道:對當官一事,我比較淡薄。但黨和人民的信任,仍是激發我永遠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重要動力。所以,我決心進一步增強黨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努力做好工作,一切交給黨安排,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2.“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

當好官必須先學會做人,做一個好人。而所謂好人,即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一個好人必須愛人,必須具有仁愛之心,必須對別人關心、照顧、支持,甚至是舍己為人。共和國的優秀公仆,他們都將做一個好人作為人生追求。在他們眼裏,要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正派公道;做人,就要一身正氣,而不要耍心眼,使詭計,做小人;做人,就要做一個有用的人,做一個人才,做一個“大寫的人”。孔繁森有句名言:“人呢,一輩子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他還經常以自己做人的道理和實踐教育子女:“你們長大了,要好好做人。做對黨、對祖國、對人民有用的人”。

鄭培民經常告誡自己,“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在他二十多年的領導工作中,盡管崗位多次變動,職務越來越高,但他始終是老百姓的“好朋友”、“好兄長”,始終保持著對人民群眾不變的情結。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之所以被人民群眾稱為“好人”、“活菩薩”、“好朋友”,正是因為他們心裏裝著群眾,正是因為他們處處關心群眾的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讚成不讚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他們想問題、辦事情、做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為人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

所謂“萬事民為先”,就是要有一種奮發有為、時不我待的精神狀態,就是要有當一方領導、興一方經濟、富一方群眾、建一方文明、保一方平安,上無愧於黨、下無愧於人民的雄心壯誌。對此,鄭培民很有見解地在日記中寫道:“人才是壓出來的,高效率是嚴出來的。”“為了全局,精神狀態很重要……越是遇到困難的時候,越要昂揚鬥誌、振奮精神、任勞任怨、勇挑重擔”。

3.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人民公仆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人民公仆精神中最有現實性、最有針對性的基本內容。領導幹部同一般黨員幹部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擁有一定的權力,擔任組織者、指揮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權力既可能利用來做好事,也可以成為自私自利的有力工具。應該說,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對領導幹部的起碼要求,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人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一般幹部沒做到的,他們做到了,一般幹部做到的,他們做得更好。

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人之所以能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在於他們樹立了正確的服務意識和群眾觀念,在於他們深刻懂得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幹部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務員。從經濟製度上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公有製占主導地位,各級領導隻能作為人民群眾中普通的一員使用生產資料,決無特殊地位;從政治關係上說,領導者同廣大群眾之間是同誌式的分工合作關係,他們的權力是由人民賦予的,來自於人民而應服務於人民。有了對這種幹群關係的深刻認識,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優秀領導幹部樹立了正確的服務意識、群眾意識和責任意識,由此促使他們表現出愛民為民精神。不可否認,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少數領導幹部當官是為了享受,享受別人為自己提供的各種各樣服務;他們信奉的是“工作為了當官”,而不是“當官為了工作”。這種極強的官本位意識使他們的服務意識淡薄了,老爺意識濃厚了。反之,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人則具有強烈的黨性觀念和宗旨意識,他們利用人民給予的權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