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之後，章士釗發表一係列專論“調和論”的文章，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同時，在高調狂飆突進的革命風暴和低沉的袁世凱獨裁的政治空氣中，這一種理性的聲音徘徊其間，因而贏得知識分子的格外關注，不難理解。
常乃惪在《中國思想小史》中說：
《甲寅》也是談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談政治和當時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貫的主張，而且是理想的主張，而且是用嚴格的理性態度去鼓吹的。這種態度確是當時的一付救時良藥。
說是“救時良藥”，有些溢美，但章士釗一貫理性的主張和理性的知識輸入，使他擁有大批理性讀者。李大釗在《調和之法則》一文中，支持了章士釗的“調和論”。他說：
政理所在，不可或違，違則敗亡立見。蓋遵調和之道以進者，隨處皆是生機，背調和之道以行者，隨處皆是死路也……調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毀我，自他兩存之事，非犧牲自我之事。抗行競進之事，非敷衍粉飾之事……須知新舊之質性，本非絕異也……言調和者，須知各勢力中之各個分子，當盡備調和之德也……不專己以排人，不挾同以強異……
李大釗在此文中，提出了調和的原則和方法，後李大釗又撰《辟偽調和》，廓清社會對“調和論”的誤解，是對章士釗之“調和論”的補充。也可視為二次革命之後，政治“調和論”因應動蕩政局而做出的一些調整。李大釗在《調和之美》一文中，闡述了美是調和的產物，“愛美者，當先愛調和”的觀點。
1919年11月，章士釗在《東方雜誌》發表《新時代之青年》一文，再次指出新時代並非什麼都是嶄新的，而是與舊時代相聯係的新時代，“決非無中生有天外飛來之物，而為世世相承連綿不斷，有可斷言。既約世世相承，連綿不斷，是曆史為活動的整片的，如電影然，動動相續，演成一出整劇，從而指定一點曰，此某時代也，此某時代與某時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權宜之詞，於理論未為精當”。章士釗還說：
宇宙之進步，如兩圓合體，逐漸分離，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既曰移行，則今日占新麵一分，蛻舊麵亦隻一分。蛻之若幹年之久，從其後而觀之，則最後之新社會，與最初者相衡，或厘然為二物，而當其乍占乍蛻之時，固仍是新舊雜糅也，此之謂調和。調和者，社會進化之精義也。社會無日不在進化之中，即社會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無日不在調和之中。故今日之為青年者，無論政治方麵、學術或道德方麵，亦盡心於調和之道而已。
這些話，之所以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和思想界領袖，從中嗅出章士釗對新文化運動咄咄逼人的批判。現在看來，章士釗之“調和論”帶有濃厚的妥協性、調協性，阻礙了事物的進化和發展。但對當時全盤西化、反對繼承傳統文化的錯誤傾向，倒不失為一種善意的警告。
1914年之後，章士釗發表一係列專論“調和論”的文章，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同時，在高調狂飆突進的革命風暴和低沉的袁世凱獨裁的政治空氣中，這一種理性的聲音徘徊其間，因而贏得知識分子的格外關注，不難理解。
常乃惪在《中國思想小史》中說：
《甲寅》也是談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談政治和當時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貫的主張，而且是理想的主張，而且是用嚴格的理性態度去鼓吹的。這種態度確是當時的一付救時良藥。
說是“救時良藥”，有些溢美，但章士釗一貫理性的主張和理性的知識輸入，使他擁有大批理性讀者。李大釗在《調和之法則》一文中，支持了章士釗的“調和論”。他說：
政理所在，不可或違，違則敗亡立見。蓋遵調和之道以進者，隨處皆是生機，背調和之道以行者，隨處皆是死路也……調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毀我，自他兩存之事，非犧牲自我之事。抗行競進之事，非敷衍粉飾之事……須知新舊之質性，本非絕異也……言調和者，須知各勢力中之各個分子，當盡備調和之德也……不專己以排人，不挾同以強異……
李大釗在此文中，提出了調和的原則和方法，後李大釗又撰《辟偽調和》，廓清社會對“調和論”的誤解，是對章士釗之“調和論”的補充。也可視為二次革命之後，政治“調和論”因應動蕩政局而做出的一些調整。李大釗在《調和之美》一文中，闡述了美是調和的產物，“愛美者，當先愛調和”的觀點。
1919年11月，章士釗在《東方雜誌》發表《新時代之青年》一文，再次指出新時代並非什麼都是嶄新的，而是與舊時代相聯係的新時代，“決非無中生有天外飛來之物，而為世世相承連綿不斷，有可斷言。既約世世相承，連綿不斷，是曆史為活動的整片的，如電影然，動動相續，演成一出整劇，從而指定一點曰，此某時代也，此某時代與某時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權宜之詞，於理論未為精當”。章士釗還說：
宇宙之進步，如兩圓合體，逐漸分離，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既曰移行，則今日占新麵一分，蛻舊麵亦隻一分。蛻之若幹年之久，從其後而觀之，則最後之新社會，與最初者相衡，或厘然為二物，而當其乍占乍蛻之時，固仍是新舊雜糅也，此之謂調和。調和者，社會進化之精義也。社會無日不在進化之中，即社會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無日不在調和之中。故今日之為青年者，無論政治方麵、學術或道德方麵，亦盡心於調和之道而已。
這些話，之所以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和思想界領袖，從中嗅出章士釗對新文化運動咄咄逼人的批判。現在看來，章士釗之“調和論”帶有濃厚的妥協性、調協性，阻礙了事物的進化和發展。但對當時全盤西化、反對繼承傳統文化的錯誤傾向，倒不失為一種善意的警告。
不可否認的是，“調和論”雖然最後被迫退出了曆史舞台，但無論是政治策略還是文化觀念，都在民國初年的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產生過重要而廣泛的影響。直到現在，章士釗和他的“調和論”仍是學術界研究的課題。證明章士釗在他那個時代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小的。誠如張君勱在1939年寫的《〈邏輯指要〉序》中，認為章士釗是當時中國“能貫穴中西以貢獻於學術者”，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