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歲至六十四歲（丁醜至甲申），丁醜秋季，上海四郊已在抗戰，我們住在鄉間，尚無所聞，臨危即時，匆忙逃出，所有書籍、衣服、器具、食物、藥品等，完全犧牲，此時已無曆程家，我一人住在外甥女家喬馥玖處，（即上海泰興路五三八弄三號）後來彼處避難的人多，屋小不能容納，張嘉壽為我設法租住別處。（喬馥玖即張嘉壽之妻）那時各地方避難的人都集聚在上海，房租及物價飛漲，嘉壽個人之力不能負擔，但幾個朋友共同幫助，後來幫助之人逐漸減少，難以維持，僅靠張嘉壽、張竹銘兩人照顧。那時我妻住在尚賢婦孺醫院，仍帶病服務。後來他病勢逐漸加重，蒙該醫院念她往日服務之勤勞，特別優待，許她住院養病，不收一切費用。我也陪她同住醫院，經過長久的時間。（此段所說，皆在八年抗日戰爭期內）
六十五歲至七十歲（乙酉至庚寅），乙酉春季，我妻因得乳癌症，歿於上海東湖路尚賢婦孺醫院。她自甲戌年得得病至臨終，經過十年之久，別人患真乳癌，（乳癌有真假之分）不過三四年即死，從來沒有活到十年者，因為她在病中常做修養工夫，增加身內抵抗之力，所以壽命多延長了六七年。我們無家庭、無子女，全靠親氣朋友等共同幫助，料理喪事。妻死後，我離開尚賢醫院，和張嘉壽等同住在東湖路浦東中學內。乙酉年冬季，遷移到上海銅仁路二五七號史劍光家中。（以上在抗戰勝利之後）己醜年冬季，由銅仁路史劍光家遷移到上海華山路一四六一弄六號張竹銘醫師家中。（以上在上海解放之後）
七十一歲至七十三歲（辛卯至癸巳）已往，我常常代人家做世俗應酬文字，或為講解曆史、國文、哲學，以及仙學上的修養法、醫學上健康法之類的書籍，實際上等於家庭教師，但不拿薪金，隻由他們照顧我的生活。外甥女喬馥玖屢次勸我年老體衰，不宜再費腦力做文字工作。當時我尚不注意此話，到了七十歲後，自己感覺有時用腦過度，即頭痛心跳，眼昏耳鳴，胃病大發，始信她勸我的話不錯。遂於辛卯秋季，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由上海華山路一四六一弄六號張竹銘遷移到上海泰興路五三八弄三號喬馥玖家，閑住兩年。但若從此無所事事，仍然銷磨老年有限的光陰，亦非素願，所以仍想做我的文字工作。杭州中醫師胡海牙，於庚寅年冬季，請我講過古醫書《素問》、《靈樞經》，本年四月，他又寫信邀我來杭，共同研究針灸科書上高深的學理，預備編輯針灸學辭典，因此由上海來杭，住在胡家。後來省政府秘書廳有一位同誌曉得我對於中國古代學術頗有研究，尤其對於《道藏》全書曾經用過三年心力，而且我的資格又和中央所規定的文史館館員資格相符，他就把我的名字提出，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由省政府正式聘請為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之一，為工作上便利起見，因此我的上海戶口遷移到杭州。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即農曆癸巳年九月廿一日
陳攖寧寫於杭州市銀洞橋廿九號慈海醫室”
又據李養正先生所寫《論陳攖寧及所倡仙學》一文，陳攖寧先生一九五三年後經曆如下所述：
“一九五六年秋，沈陽太清宮方丈嶽崇岱等創議成立中國道教協會，陳先生被邀請為籌備委員之一，並於初冬之際，到北京與諸名山宮觀代表磋商成立中國道協事宜。
一九五七年四月，陳先生七十七歲。第一屆中國道教徒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陳先生由於胃潰瘍臥病於杭州，未能親自與會，但大會仍選舉先生為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