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與證據（5.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
“絲綢之路”（dieSeidenstrasse）之稱，是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於1877年正式提出，指以絲綢貿易為主的東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線，後成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孔道的代名詞，具有豐富的內涵。古代中國的四大“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北方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即是將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緊密聯係起來的國際交通線，其中，開通最早、線路最長、途經國家最多的交通大動脈則是“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這一命題，是基於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布於雲南以至緬印這一地緣相連的廣大地區內出土資料包含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而提出並確立的。事實上，早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三國誌》裴鬆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等文獻中，已提及古代巴蜀有經西南邊陲以通異邦的道路，如《史記·西南夷列傳》記張騫出使西域，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見到蜀布、邛杖，經詢問得知這些巴蜀商貿物品就是“從東南身毒國（今印度），可數千裏，得蜀賈入市”，《魏略·西戎傳》也提到大秦國（古羅馬）“有水通益州（四川）”等等，惜皆語焉不詳。千百年來，南方絲綢之路遙長萬曲的身影便簡縮在這些被歲月熏得泛黃的隻言片語的橫平豎直中，未得到世人足夠的重視。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域內外悠久燦爛的古文化互為呼應的文化呼吸，早已在這條被往複商隊踩得深深淺淺的古道上沉澱為一部地下史書，銘記了在古代文獻中早已褪色的曆史記憶：隨著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出土文物的增多，推動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漸成風氣，民族學學者並就南方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開展了綜合科學考察，形成了具有重要科研價值的調查報告。多學科、多視角的研究達成了多方麵的共識，根據其地理位置和線路走向，學術界將這條以巴蜀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亞、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命名為“西南絲綢之路”或“南方絲綢之路”，後漸習稱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拂去曆史的塵埃，曆經千載風雨淘洗的南絲路璀璨多采的文化之光愈顯神奇魅力：“南方絲綢之路”係古代以通商貿易為主的多功能文化交流通道，早在先秦時期業已初步開通。它的起點是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巴蜀文化區之中心——成都平原，自茲發端，其三條主線穿越西南地區綿延逶迤的群山和深邃陡峭的峽穀而遠達域外諸方，勾勒出南絲路蜿蜒如龍的雄姿風儀：一條從自川經滇而通往緬甸、印度、中亞、西亞以至歐洲，一條自川經滇而通至越南、中南半島，另一條自川經黔、桂、粵以達南海。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對外貿易線路，也是中西方交往史上最早的陸路交通，巴蜀絲綢經此流布至西方，牽起中西方最早的友誼絲帶，古代四川、雲南與南亞、中亞、西亞和東南亞的多元交流和互動，經由這一古老的國際交通線而進行，實現了中西方最早的相互了解。南方絲綢之路和數千年來在此留下的無數具有曆史、文化、藝術、民族和宗教等多重價值的遺存，是彌足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
南絲路國內段以成都平原為出發點，向南分為東、西兩線。西線為“靈關道”，啟程順道南下，經今邛崍、雅安、漢源、西昌、攀枝花和雲南大姚，西折至大理。東線從成都平原南行經四川樂山、犍為而至宜賓。因秦始皇在此開辟的一段通滇黔的道路僅寬五尺，所以有“五尺道”之稱。漢武帝時期又對五尺道加以整修開拓,將此道再向南延伸，經雲南大關、昭通、宣威，曲靖，西折經昆明、楚雄，進抵大理。東、西兩線在大理彙合後，再西行經保山、騰衝，出德宏抵達緬甸八莫，或從保山出瑞麗進抵八莫，跨入域外。
南絲路國外段分西路、中路和東路三條。
西路，即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出雲南至緬甸八莫，再至印度、巴基斯坦以至西亞，這是一條縱貫亞洲的最古交通線。
中路，係水陸相間的交通線，雲南步頭為其水陸分程的起點，初由陸路自蜀滇間之五尺道至雲南晉寧，再從晉寧至通海，複沿紅河下航至越南，此道為溝通雲南與中南半島交通的最古老的水路。
東路係從蜀入滇，出昆明經彌勒，渡南盤江，經文山以出雲南東南隅，再經越南河江、宣光，循盤龍江(清水河)，可直抵河內。
南方絲綢之路的主道和支線共同織成了古代中國與南亞、中亞、西亞以及東南亞的巨大交通網絡。“地緣”的連續性為古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內部交流和其與域外諸文化的互動提供了天然條件，“道路”的通達則使彼此多層麵的交流與互動成為現實。自先秦以來，中國西南地區與緬甸、印度等異域殊方的商貿物資經由此道以相通有無，巴蜀文化、滇文化、古印度文化、古西亞文化等多種文化區的重要古代文化亦藉茲互通款曲。同時，南絲路作為一條跨地區、跨國家、跨大洲的國際交通線，其所穿越的地區自古即分布著多種民族，諸民族在其間的遷徙、流動以及融合和消長,也在相應曆史階段帶動了在國家、地區內部或外部之間文化經濟的交流、交彙、交融。商品貿易、文化交流和民族遷徙成為南絲路在千年曆史變遷中反複吟唱的主題，譜寫下了一曲中西古代交通史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華章。上下數千年，縱橫十萬裏，南絲路堪稱是一部關於中國先秦漢晉時期西南地區各民族文化之間及其同域外諸文化多元交流互動的“編年史”。以古代歐亞大陸最長、曆史最悠久的國際交通大動脈“蜀身毒道”為代表的南方絲綢之路，發揮過“推動曆史車輪的主軸”之巨大作用，它在中西古代交通和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和曆史意義不言自喻。
雄峻深峭的群山峽穀與奔流咆哮的江河深擁雄關漫道，賦予了南絲路奇險壯麗的地域特點。靈關道、五尺道、永昌道，一線迢遞過百城，途經之地或千峰嵯峨壁立、岩石磊砢，或道徑迂回盤折、高峻入雲，或溪河縱橫、江流滔滔……雲水激蕩，山川奇峻，南絲路的自然地理環境滋養涵化了生息其間的西南古族的民族文化性格，也造就了南絲路曆史文化鮮明的區域特色。而青銅文化、貿易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多種文化在此間的交融與采借，則彙成南方絲綢之路整體曆史的沉沉一線和其文明的柔腸百結，交織出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經緯。其中，南絲路燦爛百呈的青銅文化不僅是“南絲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映照中西古代交往的史鏡。
在南方絲綢之路上，先秦至西漢時期分布著由西南地區各族所創造的青銅文化，包括昆明、滇青銅文化、夜郎青銅文化以及《史記》、《漢書》等記載的位於蜀滇之間的邛、笮青銅文化等。在靈關道上，四川寶興漢塔山、西昌安寧河穀、鹽源老龍頭、雲南楚雄萬家壩、德欽永芝等地出土的青銅器各逞其美，頗具藝術魅力。盡管曆史洗淨鉛華，昔日靈關道上文化往還的生動景象已不複再現，但靈關道上的青銅器卻以其斑駁的外表征示了曆史的厚重與滄桑，以其造型和風格默默地述說著西北文化沿此道向西南地區傳播的許多信息。五尺道上的青銅文化與靈關道上的青銅文化風格迥異，相映生輝。雲南的昭通張灘、曲靖八塔台、昆明羊甫頭、呈貢天子廟、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銅器則表現出南絲路上青銅文化的另一種風姿。永昌道是南絲路即將出境的一段，沿途的青銅文化更顯露出特殊風貌，散發出別樣的異域風采，呼應著曆史深處的隱隱馱鈴……這些青銅文化的產生、形成年代大多在春秋戰國時代，其青銅文化的來源多與位於其北麵的巴蜀文化有著深刻關係。
南方絲綢之路以巴蜀為重心，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則是三星堆；先秦南方絲綢之路的起點是成都平原腹心，而三星堆則在早期蜀國城市體係中擁有首要地位。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一書中指出：“四川的古文化與漢中、關中、江漢以至南亞次大陸都有關係，就中國與南亞的關係看，四川可以說是‘龍頭’”。巴蜀地區是中國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位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是中國西南及長江上遊地區古代文明的中心。三星堆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使人們見證了古蜀王國燦爛的青銅文化及所體現出的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由三星堆青銅文化所深刻揭示出來的古蜀的獨特文化模式、文明類型和悠久始源，使其在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研究中zhan有特殊地位，是中國古代區係文化中具有顯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鮮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近年的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南絲路的形成正與古代西南地區的這一“文明高地”——三星堆文明有著密切關係，三星堆文化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近東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表明早在商代，三星堆文明就與亞洲其他文明古國已有了共時性的文化交流。不僅如此，三星堆文明的曆時性輻射，還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西南地區燦爛百呈的青銅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並在西南地區民族文化整合融入中華文化圈的曆史進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同時還對東南亞地區一些文化因素的形成產生了久遠的影響。而三星堆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性文化特征與古代西南各族文化的交流、凝聚、傳承和創新，恰也充分揭示了南絲路的形成與開發對促進古代西南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作用至巨。正如李學勤教授最近在“三星堆與南方絲綢之路青銅文化學術研討會”上作重要學術報告時指出：在幾條絲綢之路中，最值得進一步開發、研究的就是南方絲綢之路，而在南方絲綢之路文化中起著非常重要作用、居有關鍵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三星堆與南方絲綢之路青銅文物展》）
蜀身毒道———南方絲綢之路
2300多年前，早在張騫尚未鑿通西域、開辟西北絲綢之路以前，西南的先民們就已開發了一條自四川成都至滇池沿岸，經大理、保山、騰衝進入緬甸，遠達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是印度的古稱）。蜀身毒道由靈關道、五天道、黔中古道、永昌道等四條古道組成，由於它始於絲織業發達的成都平原，並以沿途的絲綢商貿著稱，因此也被曆史學家稱為“南方絲綢之路”。一些專家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外陸路交通線，也是我國西南與西歐、非洲、南亞諸國交通線中最短的一條線路。
南方絲綢之路的形成比西北絲綢之路早了兩個世紀。史書記載，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在西域發現了原產四川的筇竹和蜀布，它們是經蜀身毒道到達印度、阿富汗，再輾轉運抵西域的。這是南方絲綢之路早於西北絲綢之路的明證。
兩千多年來，這條連接中國和東南亞、南亞的古老通道從未間斷過。佛教通過南方絲綢之路由印度傳入雲南，中外商賈行客通過古道互通貨物，當地的民族跨境而居，互相通婚互相往來。在清朝末期至民國初葉，古南方絲綢之路還一度十分繁忙，騰衝、保山等地因為這條道路發展成為當時繁華的通商重鎮。到了近代，滇緬公路、中印公路都是沿著這條古老的通道而修築。它成為我國西南部與東南亞、南亞諸國經濟文化往來最重要的通道。（作者:烏德來源:南方周末）
吳按：古南方絲綢之路應當是上古時人類的一條遷徙之路，其曆史應該有萬年之久，如果這個論斷成立，那麼困惑我們的許多未解之謎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可參看附錄《青銅之路》（易華.著）論述。
如同我在《股癡在1997年》第十三章末所述：
“偉大的絲綢古陸無限追尋太陽光芒的誇父一族，沿著北緯三十度的不變軌跡，永不停息的奔馳在追求理想的大道上，三星堆.百幕大.瑪雅.亞特蘭蒂斯.金字塔.空中花園則連成一串不斷向太陽展示曼妙身姿的風鈴在太陽風中輕輕地吟唱著......吟唱著......”
附錄1：
人類是單一起源還是多起源
乖乖皇太子撰
人類是單一起源還是多起源也許在很常一段時間無法搞清楚,所以目前不能說誰是誰非,但我比較認可前一種
首先.在亞洲發現的最早古人類活動痕跡也要遠晚於非洲,這很能說明在亞洲活動的人類是從非洲遷徙過來的。
其二如果人類如果是在各地起源的,他們的後代能否互相雜交?歐洲學者認為尼安得特人是從非洲遷徙來的.但即使這樣,在現在歐洲人的基因中,也沒發現任何尼安得特人留下的痕跡.尼安得特人沒對現在歐洲人的基因造成任何影響.尼安得特人和特羅馬農人共存了很長一段時間,兩個不同的人種在一起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融合也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為什麼尼安得特人沒對現在歐洲人的基因造成任何影響.是否說明尼安得特人和特羅馬農人根本不能結合產下能有生育能力的後代.雖然曾經發現過頭部有尼安得特人特征,身體有特羅馬農人特征的混血後代,但這個混血兒應該是沒有繁育能力的.尼安得特人和特羅馬農人與馬和驢一樣,能產下後代,但它們的後代騾子是沒有生殖能力的.如果人類是在各地起源的,那他們的基因差異至少在百萬年.他們應該早已因為生殖隔離(就如同馬和驢)而不能互相通婚產生混血後裔.既然無法通婚,那麼現在人類中親屬關係最遠的人群基因差異也隻是在幾十萬年水平上就無法理解了.
其三非洲是現在人類染色體種類最豐富的地方,而亞洲和歐洲相對比較單一.如果人類是在各地獨立起源的,那麼難道是非洲人的基因特別容易突變?合理的解釋隻有亞歐大陸人群的染色體來源於幾個來自非洲的家庭.而作為人類起源地的非洲當然會具有比較豐富的染色體種類.
人類很可能不至一次走出非洲,很可能是多次.先到達亞歐大陸的人群在亞歐大陸發展了一段時間後再和後來到達的人群互相融合,才呈現出現在人類分布的局麵.也正是因為人類走出非洲是多次的,所以才會給人造成人類是在各地獨立起源然後又互相結合混血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