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寧（以下簡稱“範”）：以前讀您的《采桑子》《全家福》，感覺京味特別濃鬱，也特別懷舊。不僅僅是那種生活上的，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懷舊。這種感覺從沈從文、汪曾祺那時候就開始了。您對於老北京生活的懷舊，是怎樣開始的？
葉廣芩（以下簡稱“葉”）：你說的“懷舊”，其實是一直在心裏埋藏著的記憶，沒有挖掘出來。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當時整個大環境不成熟，再一個是我的工作不允許——上世紀80年代，我還在做報社記者。後來調到了文聯創研室，才有時間好好挖掘心靈，才將這些“舊”發掘出來。
我是1月1號到的文聯，馬上就輪上元旦值班。那時候的文聯，連窗戶玻璃都沒有，我就坐在那裏守著電話，整整一個上午沒有人打電話來。幾隻小麻雀在窗外的寒風裏跳來跳去，我就想：我原來在報社，這個時候是最忙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會議，各式各樣的新聞信息，元旦前後很忙很忙。可是在這兒我就一上午接不到一個電話，我想，這恐怕就是我以後所要麵對的生活了。從一個記者，一下子轉為作家。那種清冷、孤寂，讓我對自己說：“好好沉下心來，寫一寫深藏在自己心裏的東西吧。”於是，就寫了《本是同根生》。
這篇小說出來之後，風格和以往的作品完全不一樣。有人提出來說，這是一個貴族情結，當時還有比較左的一些看法。後來《新華文摘》轉載了，我心裏就定了，跟著《小說月報》也轉載了，很多雜誌都轉載了。這種懷舊的題材，對於傳統北京文化的思念，以及對人生的思考，我以前之所以不觸碰他們，是因為怕有些人不能接受它，尤其是年輕人會不理解它。而《本是同根生》被陸續轉載以後，我覺得，這樣的題材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喜愛的。所以我就寫了一係列的家族題材，像水流一樣的出來了。
人們也把我認定為一個寫家族題材的作家，還提出了“貴族意識”。我覺得所謂貴族意識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不是高人一等，而是精神層次的自尊和守成。我們今天所缺的正是這種精神，缺少一種貴族氣質。所以很多人喜歡這些作品，我想原因也就在這兒。
範：書寫老北京，是不是有種緊迫感？一種地域文化的形成與成熟，需要漫長的過程，但是消失卻往往在很短的時間。
葉：我是覺得，對於老北京的文化，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曆，如果今天我要是再不說的話，恐怕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是在19歲的時候離開北京的，北京對於我而言，是戛然而止。但是我的生活習慣和語言方式，保留了我們家從40年代、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傳給我的北京味兒。
我還說著純正的北京話，用過去這種傳統語言來敘述北京的人已經不多。老一輩的，像老舍啊他們還可以，但是人已經不在了。再有的人年齡大了，思維受製於身體、精力。老舍的《茶館》改編成電視劇的時候，他們就找到了我。因為我還年富力強，因為我還保留了傳統的北京語言，所以叫我來做這個工作。
範寧（以下簡稱“範”）：以前讀您的《采桑子》《全家福》，感覺京味特別濃鬱，也特別懷舊。不僅僅是那種生活上的，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懷舊。這種感覺從沈從文、汪曾祺那時候就開始了。您對於老北京生活的懷舊，是怎樣開始的？
葉廣芩（以下簡稱“葉”）：你說的“懷舊”，其實是一直在心裏埋藏著的記憶，沒有挖掘出來。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當時整個大環境不成熟，再一個是我的工作不允許——上世紀80年代，我還在做報社記者。後來調到了文聯創研室，才有時間好好挖掘心靈，才將這些“舊”發掘出來。
我是1月1號到的文聯，馬上就輪上元旦值班。那時候的文聯，連窗戶玻璃都沒有，我就坐在那裏守著電話，整整一個上午沒有人打電話來。幾隻小麻雀在窗外的寒風裏跳來跳去，我就想：我原來在報社，這個時候是最忙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會議，各式各樣的新聞信息，元旦前後很忙很忙。可是在這兒我就一上午接不到一個電話，我想，這恐怕就是我以後所要麵對的生活了。從一個記者，一下子轉為作家。那種清冷、孤寂，讓我對自己說：“好好沉下心來，寫一寫深藏在自己心裏的東西吧。”於是，就寫了《本是同根生》。
這篇小說出來之後，風格和以往的作品完全不一樣。有人提出來說，這是一個貴族情結，當時還有比較左的一些看法。後來《新華文摘》轉載了，我心裏就定了，跟著《小說月報》也轉載了，很多雜誌都轉載了。這種懷舊的題材，對於傳統北京文化的思念，以及對人生的思考，我以前之所以不觸碰他們，是因為怕有些人不能接受它，尤其是年輕人會不理解它。而《本是同根生》被陸續轉載以後，我覺得，這樣的題材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喜愛的。所以我就寫了一係列的家族題材，像水流一樣的出來了。
人們也把我認定為一個寫家族題材的作家，還提出了“貴族意識”。我覺得所謂貴族意識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不是高人一等，而是精神層次的自尊和守成。我們今天所缺的正是這種精神，缺少一種貴族氣質。所以很多人喜歡這些作品，我想原因也就在這兒。
範：書寫老北京，是不是有種緊迫感？一種地域文化的形成與成熟，需要漫長的過程，但是消失卻往往在很短的時間。
葉：我是覺得，對於老北京的文化，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曆，如果今天我要是再不說的話，恐怕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是在19歲的時候離開北京的，北京對於我而言，是戛然而止。但是我的生活習慣和語言方式，保留了我們家從40年代、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傳給我的北京味兒。
我還說著純正的北京話，用過去這種傳統語言來敘述北京的人已經不多。老一輩的，像老舍啊他們還可以，但是人已經不在了。再有的人年齡大了，思維受製於身體、精力。老舍的《茶館》改編成電視劇的時候，他們就找到了我。因為我還年富力強，因為我還保留了傳統的北京語言，所以叫我來做這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