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麼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問題。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價值的挑戰和競爭。他們的擔憂不僅僅在於上麵所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表現出極大興趣，還在於即使在西方，那些對美國和西方模式不再感興趣的人也開始看重中國模式。不管怎樣，前些年所謂的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起源於西方，而非中國。
中國模式對中國發展本身的意義更不容忽視。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30多年。盡管從數字上看，30年對有著數千年曆史的中國並不算什麼，但把它放在中國曆史的過去和未來之中，人們會感覺到這30年具有裏程碑式的曆史意義，就是說這30年為曆史的長河注入了從前所不曾有過並且注定會對未來產生長遠影響的因素。盡管數千年的曆史很長，但這樣的曆史時刻並不多見。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這30年已經成為曆史連貫中的重要一環。進而，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曆史，也很難甚至不能理解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可以理解為“試錯”式的發展，從而為後30年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因此，中國模式的範疇應當涵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60年。
對中國的大曆史來說，改革開放最深刻的意義在於對國家發展道路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國在進入近代曆史之前，盡管時期漫長，但多為曆史的簡單重複，農業社會和王朝更替是數千年曆史的最持續的特色。隻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強國接觸之後，中國的各方麵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簡單地說，從清末改革運動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一直處於持續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點在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盡管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最終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但對共和國應當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一直處於艱難的探索之中，對很多問題的理解隻能在實踐中進行。“繼續革命”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前30年共和國的主要特點。
在前30年，鑒於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國盡管也有些製度上的創新（如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麵和蘇聯決裂），但總體上還是蘇聯版本的計劃經濟和貧窮社會主義，仍然孤立於（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國際體係之外。前30年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奠定了基礎結構，而對如何建設這個新國家，隻能說為後人留下了很多寶貴而代價極高的教訓和經驗。同時也要意識到，如果沒有前30年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架構，也就很難有後30年的建設。而且正是因為有毛澤東那麼多充滿價值的社會實踐，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計劃經濟、高度集權、沒有自由、封閉、貧窮社會主義等已經被證明行不通，才使得無論是領導層還是中國社會都接受並追求市場、分權、自由、開放和富裕生活等價值。盡管鄧小平當時形象地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但這是說追求這些價值的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實際上方向是相當明確的。這也是為什麼在各種危機，如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權崩潰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沒有走回頭路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麼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問題。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價值的挑戰和競爭。他們的擔憂不僅僅在於上麵所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表現出極大興趣，還在於即使在西方，那些對美國和西方模式不再感興趣的人也開始看重中國模式。不管怎樣，前些年所謂的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起源於西方，而非中國。
中國模式對中國發展本身的意義更不容忽視。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30多年。盡管從數字上看，30年對有著數千年曆史的中國並不算什麼，但把它放在中國曆史的過去和未來之中，人們會感覺到這30年具有裏程碑式的曆史意義，就是說這30年為曆史的長河注入了從前所不曾有過並且注定會對未來產生長遠影響的因素。盡管數千年的曆史很長，但這樣的曆史時刻並不多見。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這30年已經成為曆史連貫中的重要一環。進而，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曆史，也很難甚至不能理解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可以理解為“試錯”式的發展，從而為後30年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因此，中國模式的範疇應當涵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