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交通網的密度及其通行效率，還規定了文化圈的範圍和規模。甚至交通活動的速度，也影響著社會生產與生活的節奏。
徳國數學物理學家克勞修斯（Uush，22-1888)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奠基人。他提出，在一個封閉係統裏，能量水準的差異,總是趨向於零。熱量總是從溫度較高的物體流向溫度較低的貨體的。這種最終實現的沒有任何能級別差異的狀態叫做能置平均狀態。我們在討論文化問班時也可以發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情形。先進的文化總是像燦燦紅日一樣向四周輻射著它的光和熱。而後進的文化則總是汲汲若渴地迎向這光輝。這就是交通活動的主要動力之一。盡管在文化交往中偶見反向傳布的特例，但總的趨勢，是較先進的文化逐漸影響、釀並較落後的文化。人類社會發展曆程中能夠因不同文化係統間的相互影響而實現曆史性的進步，交通的發展顯然也是基本條件之一。
交通活動本身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同時，它又對社會文化的全貌發生著影響。文化史的不同階段，各有相應的交通史的背最我們在進行不同文化係統的比較時，也注意到,文化的水準和交通的效能，也有大致對應的關係。先進的文化必然具備先進的交通形式。馬克思和思格斯曾經明確地指出：
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交往，又譯交通。顯然，交通狀況僅次於生產，對於社會文化表現出不可忽視的規定性的影響。
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也就是後來完成統一大業的秦始皇，因為剛剛平定呂不韋之亂，餘怒未消，下令將外國策士一律驅逐出塊。也在驅逐之列的外籍顧問李斯上書陳述自己的意見，這誌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進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5頁。
當代思想者文庫就是流傳千古的鐓文名篇<諫逐客貧>其中除了回潁秦國前代君王四方羅致人才，才得以建立功業的曆史而外，還說到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各地名物流入秦國的情形：
今陛下致毘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洙，吸太阿之鉤，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炅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泰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圩;鄭衛之女，不充後官：而駿良駚駚，不實外廄：江南麼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官，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鎬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匍也。夫擊甕叩,彈箏博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叩瓿而就鄭衛，退彈箏麵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珠玉珍奇，寶馬錦繡，美女嘉樂，秦王都不遠萬裏，四方搜求，不遺餘力，收致到自己身邊。異國遠方的寶物得以充實秦王的消費生活，使“娛心意,說耳目''當然是通過交通過程而實現的。
在<詩經>中，有一組題為<秦風>的作品，其中可以頻繁看到反映秦人喜好車馬出行的詩句，例如，<車鄰>詩中寫道，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駟騎>詩也有這樣的名句:“驤騍孔阜，六轡在手。”“遊於北園，四馬既閑。”這些詩句，體現出秦人健勇豪邁的文化風格也反映了他們對交通工具——車馬的喜好。漢人就曾說，秦人“有車馬之好''
早期秦文化的劍造是和遊徙生活相聯係的，傳說中秦先祖的事跡多以致力於交通而著稱於世。據說費昌曾經為商湯駕車，盂戲和中衍曾經為帝太戊駕車，而曾經服務於殷紂王的“蜚廉善走''
此後，造父更梟交通史上的著名人物，據說以“善禦"受到周穆王的信用曾經西行至於西五母之邦，驅車行進的速度，可以41一曰千裏''後來居於犬丘的非子，又以“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的畜牧專家的身份為周孝土在河與消河之間馴養馬(<史記秦本紀>)。
《華陽國誌，蜀誌》述蜀地風習，曾經說到當地工商業者往往“結明連騎”的情形，女子出嫁，往往陪送的車輛竟然多達百輛。同時指出，“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認為這種講究車騎隊列規模的習尚的形成，是受到占領蜀地的秦人風習的影響。
秦晉之間黃河水麵架設的第一座臨時的浮橋,是春秋時期秦人設計修建的。第一座常設的黃河浮橋，也是秦國工匠於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所建造秦國交通發展達到較先進的程度，還可以從車輛製作技術的進步得到體現。
我國早期車輛都是單轅車。單轅車需要係駕二頭或四頭牲畜，而後來出現的雙轅車則可以係駕一頭牲畜。我國發現的最辟的雙轅車的模型，出土於陝西鳳翔戰國初期秦墓這也是世界最的標誌雙轅車產生的實物資料。雙轅車的出現，體現了交通工史上的重大進步。
秦人除了發明雙轅車這種先進車型外，肖時所使用的運輸年輛數童之多，也是驚人的。
秦景公三十六年（公元前54年），後子蜮前往晉隨從年輛竟然有“千乘“之多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稍侯被免除丞相的職務，被迫出關前往己的封邑時,據說也是“輜車千乘有餘”。
當代思想者文庫(左傳僖公十三年〉記述，這一年由於晉國遭受嚴重的災害，秦國調集粟米援運，運輸過程從秦都雍城到晉都絳城，舟車相繼，而以渭河轉行黃河、再折人汾河的水運為主，曆史上稱作“泛舟之役”。
在“泛舟之役”之外，秦國曆史上另一次大規模的糧運，是〈史記秦本紀>記載的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予楚粟五萬石”。按照漢代運糧車輛的通常載重定額每年25石計算，運送5萬石糧食需要組織的車隊，規模應當超過2千輛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