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於戰國時期的我國最早的地理學名著<禹貢>,分天下為九州。即冀州、究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盂子對齊宣王論戰國初期天下形勢，也劃分出九個主要地區海內之地方千裏者九，齊集有其一。”《呂氏春秋有始覽》也說:“地有九州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楊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呂氏春秋》所謂“九州''較之<禹貢>“九州”少了一個梁州,多了一個幽州，大約是把秦嶺對交通的阻隔，看得更為嚴重。所謂“九州”之界，有河、漢、濟、泗諸水。於“九州”之次，又論及“九山”、“九塞”、“九藪”等等，其中有的也是“九州”的界隔。《禹貢》所論更為明確如“濼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等等，幾乎都以作為交通阻障的河道或山脈劃隔。
這種對當時文化區的認識，是符合斑史真實的。<禮記王製>說:“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製，衣服異宜。”民俗<孟子雎文公下>，盂子蒱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吿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溥之曰.》—齊人傅之，眾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畝之間數年雖白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這種基本文化特征的差異，是和“廣穀大川”等等交通條件相關聯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並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帝國。秦始皇琅邪台刻石說，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睃水經地，表達了克服交通險阻，追求文化統一的決心。由於秦朝短促，這一目的其實到漢武帝時代方才大體實現。
漢武帝普組織“通西南夷道”的工程鑿山通道千餘裏”，“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裏”，又置河西四郡，開通了聯係西域的道路。發水軍分五路擊南越，發會棺兵浮海救索甌，遣橫海將軍浮海擊南越，遣樓船將軍楊仆從齊浮渤海擊朝鮮等等，也是交通史上的壯舉。正是在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多次挑起戰爭，策動割據的地方分裂勢力終於基本被翦除。自戰國至於漢初，除齊魯文化表現出強大的影響力而外，楚文化的擴展和秦文化的傳布也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文化現象。正是在漢武帝時代，齊魯文化、楚文化和秦文化完成了合流的過程。這三大文化體係的彙合交融,形成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
盡管漢武帝通過艱苦卓絕的交通建設實現了空前的文化統一，司馬遷仍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了各地民風的差異。按照他的分析，當時雖已“海內為一”，依然可以依照文化傳統,大體勾畫出如下民俗地域：
1.關中、天水、隴西、北地、上郡；
2.巴蜀：
3.河東、河內、河南：
4.趙、種、代、中山、鄭、衛、燕；
5.齊；
6.鄰、魯：
7.梁、宋：
8.越、楚。（又劃分為西楚、東楚、南楚）
9.潁川、南陽。
各地風俗的差異，都與地理位置和交通形勢有關。與此類似的資料，還有班固在〈漢書地理誌>中關於地方民俗的記述。他們的分析，注重探索文化變遷的曆史淵源。人們驚異地發現，往往直至近代，民俗特征中還約保留有2千年前的痕跡。
然而，漢代各地文化差異較前代確實已經明顯淡化。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曆舉各地鳳物民俗後，最後說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商，領（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以山東、山西，勾勒出文化區分的基本大勢。揚雄的<方言>也首先是以自山而東”、“自山而西”來劃分漢代方言分布區域的。其中說到“自山而東”、“自關而東”共49次，“自山而西”、“自關而西”、“關西”共明次，此外，還說到“山之東西''“關之東西”、“自關而東西”、“關東西”、“關西關東”凡18次。戰國秦漢時代，以播山或華山劃分山東、山西，與以函穀關或潼關劃分關東、關西,其含義大抵是相同的。後來，則又以太行山區隔山東、山西。總之都注意到山地交通阻陣實際上成為文化界膈的事實。〈漢書趙充國傳〉說:“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後漢書虞擁傳>說,“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一時成為民諺。可見由於文化特征不同，山東、山西兩個地區人才的基本索養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