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政府還通過掠奪性的貢賦製度和實行奴役化管理的官營手工業製度，進一步縮擠民營商業的通路，使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限製在集權程度比較高的朝代，政府還把民間運輸力置也納人自己的統治之下。秦漢時期都曾經采用軍事化的形式組織大規模的運輸活動。秦始皇為加強長城防務，“使天下蜚芻挽粟''從濱海之郡出發，“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帝通西南夷道，“千裏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當時有“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疲)於轉漕”以及服役者“強者持戟，嬴著轉運”的說法。漢武帝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對運輸活動和商業經營進行統籌管理，一方麵減少了重複運輸、過遠運輸、對流運輸等不合理運輸，另一方麵，也使民營商業運輸業原有的活力受到壓抑。
商業活動對於文化發展有著明顯的積極作用。在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和商業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經濟重俟書輕律準平尋錶史史80備代思想者文庫發展變化的起點，也是使整個社會文化形態煥發強大生命力的激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最初的獨立的，頗為發達的商亞城市和商業民族的商業，是作為純粹的轉運貿易建立在生產民族的野蠻狀態的基礎上的。這些商1城市和商業民族對這些生產民族起著中介人的作用。”中國古代的商人也同樣是在交通條件極不完善的情況下，不避塵霣，跋山涉水，周行天下，從事帶有相當大風險的販運活動<管子禁載>說，“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曰，千裏而不遠”,子貴義也說，“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他們以交通能動性方麵的優勢，成為各民族、各地區文化聯係的“中介人”。
商業活動對於交通發展，有時具有開拓之功。張賽西行到達大褒，在那裏驚奇地看到蜀地出產的蜀布和邛竹杖，問何以來，答道:“從東南身毐國（印度），可數千裏，得蜀賈人市。”又聽說“邛西可二千裏有身毒國”，於是漢武帝才決意開通西南夷道，期求打通與身毒間的道路。這條被稱為“西南絲調之路”或“永昌道”的古代國際通道，最初是由商人所開通的。
唐代詩人白居易著名詩作〈琵琶行>中，所謂“商人重利輕別離”體現出他們反傳統的性格特征。商人生活多曆磨難，又工於算計，因而往往強韌而多機謀中國曆史上經有出身商人者成為有作為的傑出政治家的先例，如管仲、呂不韋、喿弘羊等等。唐末大起義的領袖黃巢，就“本以販鹽為事”，風險生涯和江湖經曆，使得他具備了敢於與朝廷壓迫抗爭的膽略和男力。黃巢起義軍空前絕後的大規模流動作戰的特點，也應當與他這種經曆所導致的心理素質有關。事實上，曆來具有反官府傾向的地下社會組織，也往往附著於商業經濟實體然而，從曆史上看，商人反正統的文化特質對於我們民族文化整體麵貌的影響，依然是非主流的。這是自然經濟與專製政治的無比強大所決定的<水經注河水>中有這樣的故事，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格陽大賈，齊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於是往投管理津狡的吏員“津長”。津長送他渡河，不想賈人猝死。津長埋葬他。後來賈人之子尋求父喪，發塚移屍，發現“資費一無所損”，他要把這些財物奉送給津長，津長堅辭不受皇帝聽說此事，讚歎說:君子也！於是雲中城西南二百餘裏的這一處黃河津狡就被命名為“君子濟''這個故事，當然可以作為古代的“德''即現代語言所謂“精神文明”的例證，其實不過說明了內地和邊地對於商品和金錢的不同認識,然而更能夠引起我們注意的，則是洛陽大賈“齊金貨隨帝後行”的事實。其直接的因素，可能是出於對安全的考慮,可是商車尾隨帝王乘輿和衛隊的車列而行，確實可以說體現了中國古代商運與政治、軍事交通之間的關係。
南風吹雨片帆斜，萬疊山青滿剌加。欲問前朝封貢事，更無人說故王家。丘逢甲:<舟過麻六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