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先生等所編《敦煌變文集》的第一篇，即《伍子胥變文》。
其中寫道：“楚之上相，姓仵名奢，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清（請）托六尺之軀。萬邦受命,性行淳直，議（儀）節忠貞，意若風雲，心如鐵石，恒懷匪懈，宿夜兢兢。”父子“並悉忠貞，為人洞達”，然而“楚王不納忠諫之詞，曲受佞臣之語”，“信用讒佞煞忠良”，伍子胥於是逃離楚國，途中因忠臣身份，得到浣紗女和船人的同情，甚至不惜殺身以相救護，後投托於吳，興軍報仇，“子胥捉得魏陵，臠割剜取心肝，萬斬一身，並誅九族”。
伍子胥為吳國收容時。吳王說；“朕國狹窄，乏少中(忠）良。立卿今欲為臣屈節莫將為所恥”伍子胥表示了效死盡忠之心。於是，又有“子胥為臣誌節，恒懷匪懈之心，夙夜兢兢，事君終無二意”的記述。然而伍胥最終竟因吳越戰爭被吳王所殺。這卷文字的最後則寫道：
吳王夜夢見忠臣仵子胥一言曰：“越兵來伐，王可思之，來章：“朕夢見忠臣仵子胥言，越將兵禾〔下闕〕……”
對“忠臣”的同情，表現出當時民間“忠”的觀念的文比遺跡。
元人鄭廷玉《楚昭公疏者下船雜劇》和李壽卿《說專請伍員吹簫雜劇》也都以伍子胥事跡為主題。其中對於“忠”“奸”的立場，也有生動的表述。例如，我們看到君王對於“忠臣”的心理矛盾：
〔正末唱〕從來道要得千軍易，偏求一將難。閑時故把忠臣，差時不聽忠臣凍，危時卻要忠臣幹。
(《楚昭公》第一折）有關“忠臣”的人生悲劇，也有這樣的文字：
〔正末唱〕怎聽他費無忌說不盡瞞天謊，著伍子胥救不得全家喪也枉了俺竭忠貞輔一人。掃烽煙定八方。閩不如他無仁無義無謙讓，白落得父子檀朝綱。
（《伍艮吹簫》第一折）對於“奸臣”的心態，我們看到：
〔衝末扮費無忌引卒子上詩雲〕別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別人。我須死後才還報，他在生前旦喪身。
（《伍員吹簫》第一折）劇作者通過“忠臣”“斬奸臣”，“雪冤仇”
（《楚昭公》第一折）的情節描述，表抒了對於“真乃是忠孝各完備”
(《楚昭公》第四折）的“忠臣”的傾心敬仰，和對於凶險讒佞的“奸臣”“忿氣橫生怒轉加”
（《伍員吹簫》第三折）的刻骨仇恨。
這樣對於政治道德的文學渲染，顯然是能夠引起一般民眾的情感共鳴的。
千百年來。“忠”與“奸”成為表現出鮮明界隔的道德立場，在一定意義上寄托著對於正義和非正義的不同態度。不過，“忠”與“奸”作為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尺度，和現在一些兒童接觸文學藝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時首先隻是要區分“好人”和“壞人”一樣，在一定程度上義將複雜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內容簡單化了，公式化了。